武汉跻身全国五大足球试点城市 韦迪讲“新政”

韦迪侃侃而谈记者肖僖 摄

　　记者张琳 实习生胡彪

　　到中国足协工作两年半后，韦迪这位中国足球的“掌门人”，终于要推出自己的“新政”了。昨天，他来汉出席了中国足球发展试点城市工作会议。在会上，韦掌门深刻总结了中国足球为何长期搞不上去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新思路。未来三年里，武汉将与大连、青岛、广州、成都等城市一起，被列为首批中国足球试点城市。彻底抛弃之前功利足球，健全和发展城市足球新的培训体系，成为韦迪“新政”的主要内容。

　　现状：中国十万，日本百万

　　韦迪坦言，经过这几十年的几上几下，中国足球已经从昔日的亚洲一流，跌落到今天的亚洲二三流水平，“上世纪80年代，中国队踢日本随便赢，现在人家已经反超我们不止一个档次”。原因何在？韦迪透露，目前中国只有两万多注册球员、4000注册教练员、5000注册裁判员。“我所说的注册球员，指的是13岁以上、参加全国比赛的。大力发展校园足球后，大概也可以有7万多球员计入进来。但即便如此，总量也不到10万，而日本，注册球员是100万。他们的注册教练员有6万多人，注册裁判员是12万多。”韦迪总结说，简单的数字对比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人才规模不大，质量不高，这也是中国足球长期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核心问题。中国足球没有规模优势，谈何亚洲领先？

　　弊端：小众精英，急功近利

　　差距巨大，令人震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韦迪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足球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有的足球发展模式、系统设计出了问题。传统的足球工作理念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体育部门，基本上都是为特定参赛任务组队，为完成参赛任务训练，为提高工作成绩，选择了“小众精英”之路。“结果就片面地理解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队伍组建越早，就越容易把多数孩子挡在足球的大门之外。”韦迪介绍说，各省市普遍都是提前4到6年组队，高度集中组队训练，结果造成了“三脱离”：脱离教育，脱离家庭，脱离社会，“最终培养出了一批文盲、半文盲的球员。”

　　此外，一味追求成绩，导致评价体系的扭曲，惟成绩论成为惟一的评价指标。直接后果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以大打小。“我们的青少年队都是些大个子，凭身体踢球。在这样的模式下，梅西那样的孩子上场就被撞一跟头，哪个教练会用他，估计早就被淘汰了。”

　　新政：试点城市，全新体系

　　在痛陈了中国足球发展中存在的弊端后，韦迪表示，要想改变现状，要想发展足球，必须从调整足球发展模式入手。而此次他提出的全新概念“城市足球发展试点”就是中国足协未来几年里发展新模式的具体探索。

　　中国足协经过调研，确定把中国足球输出众多人才、青少年足球发展基础较好的大连、广州、青岛、成都、武汉五城市作为试点，建立全民参与的足球发展体系。“现在这5个试点城市的人口达到8000万，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希望能用两三年时间来检验成果。如果成功，下一步将推广到全国10到15个城市”。

　　较之中国足协以前的思路，韦迪“新政”最大的亮点和新意在于：准确地认识到中国足球急功近利的主要弊端，提出要重建组队思路和形式，重建训练和竞赛体系，引进全新的评价体系。淡化去除“组队”“出成绩”的概念，强化“培训”“参与”的概念，真正从普及青少年足球入手。

　　韦迪最后透露，今年8月，中国足协将推出首部中国足球训练大纲（试行本），并希望通过在试点城市的推广将其完善，成为今年中国足球训练的范本。他说，只有下决心、下力气重新构建城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在校园足球巨大的参与群体中发现有天赋的孩子，并给予他们专业化的培训，中国足球水平才能真正提高。

　　众人评说新政

　　周元（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足球搞不好，每人都有很多看法，但都说不准确。韦迪主任今天的报告深刻理性，将之前一些朦胧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了，指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现在已经有了新理念新模式，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和认识上，还是要落实。

　　王沈顺（武汉市体育局长）：新的理念提出来了，老的观念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去除。两种理念间必有碰撞，这对足球人是种挑战。任何新的发展模式贵在坚持，它或许在短期内不能见效，要有10年、20年的长期打算。希望中国足协有一个长期规划，今后不管谁来当掌门人，都能按着既定的路走下去。

　　陈旭东（武汉卓尔俱乐部总经理）：这将是里程碑式的工作，给足球人新的信心。给韦主任两个小建议：一是明确核心理念，也就是中国足球究竟要走什么路。日本足协训练大纲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从日本国民身体特点出发走技术足球之路，中国足球也应该有这样明确的理念。二是一定要以职业联赛为本，这个问题说了多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记者张琳 实习生胡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