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写自传：小时像女孩 上体校常看林志颖电影

　　简介：8月5日，伦敦奥运会，世界羽坛唯一全满贯得主林丹，时隔四年再次登顶，成为世界上首位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卫冕冠军。就在卫冕的同时，他首次出版的自传《直到世界尽头》当天的零点全国首发。

　　自序：北京奥运会夺冠后的第二天，曾有出版社委托朋友找到我，问可否愿意将那些年的故事结集成书？我没有多想，就婉拒了。一来，对25岁的我来说，著书立传离我太遥远。再者，我的人生才刚驶上高速公路，怎么就要开始回忆了呢？从北京奥运会到今天，转眼又一个四年过去了。中国运动员，有时不得不用多少个四年，来衡量你职业生涯的长度。一年多前，我在微博上征询大家的意见：如果有一本关于林丹的书籍，该叫什么名字才好？

　　其实，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儿子，和每个“80后”一样，我也爱看《机器猫》或是樱木花道，年龄越大越常思考生命的意义。有一天晚上跟朋友聊起小时候打球的趣事时，我突然发觉那些主角如今都已散落在各地。我说：“好吧，我知道了，这本书就叫《直到世界尽头》。”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灿烂过，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那些共同的记忆，还会延续下去，直到世界尽头。

　　小时候太像女孩

　　“现在，世界冠军林丹的扣球又成功了！”5岁的我学着宋世雄老师解说时的腔调，在沙发上手舞足蹈，又蹦又跳。电视里正在播的是女排世界杯的比赛。

　　我的启蒙教练陈伟华到我家来家访，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这成为大人们对我的童年往事记忆最深刻的一幕，被他们津津乐道了许多年。

　　真的成了世界冠军后，很多人知道我是福建人，或者知道我来自八一队，但具体就不是很清楚了。其实，我出生在福建龙岩的上杭县，一个很小的县城。

　　说起来，福建上杭古田是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而我爸给我取名的时候，也带着当地的特色，跟这个“红”有不少关系。想来想去，起个什么名字呢？最后想了个“丹”字。父亲那一辈的人敬仰刘志丹等老革命家，也特别喜欢赵丹等老一辈电影演员，单名一个丹字又好记又好写，不管是男是女都能用。而且父辈觉得名字中有个“丹”，将来一定根正苗“红”，肯定有出息。

　　也是因为这名字男女都能用，大人们“丹丹、丹丹”地叫，妈妈也喜欢女孩儿，所以小时候把我打扮得很像小姑娘。现在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头发很长，眼睛又生得大，衣服都是妈妈亲手织的毛衣毛裤，确实太像女孩了。

　　这里还有一件趣事。2012年汤尤杯在武汉举行的时候，其间有个跟球迷互动竞猜的小游戏。主办方跟我妈要来我100天时的照片放在大屏幕上，让球迷猜是谁。选项A是鲍春来，选项B是林丹，还真有人猜是鲍春来的。也难怪，谁能知道那个打扮秀气的小孩后来长大变成了这样。

　　刚出生那会儿，我爸还在做货车司机，后来开客车，要跑长途，凌晨四五点就要出门。妈妈在医药公司又是三班倒，很辛苦，中午通常会抓紧时间补一觉。但我那么调皮，哪里待得住？经常是等我妈睡着了，我就偷偷跑出去了。后来，连药店里的叔叔阿姨都帮着“站岗放哨”，一见到我从值班室门后探出头来，都说：“林丹你怎么又跑出来了？你妈睡着了？”

　　后来，我爸就调去了老干部局，进了机关单位。机关里中午有午休时间，盯着我睡觉的任务就转移到了我爸手中。我照旧趁他睡着后偷偷溜出去，一开始还能得逞，但后来他也有了经验，会装睡。我刚蹑手蹑脚摸到门口，身后就响起一个声音：“林丹，回来！”为了这个，我没少挨打。小时候，我爸会动手，而且他是家里的主力啊，下手肯定狠。

　　在上杭体校初学羽毛球时，压韧带是训练里最苦、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一项了。而且我很爱哭鼻子。那时候韧带还没拉开，腿压不下去，教练就让我们叉开两腿，上身挺直，他把两手按在我肩膀上一点一点往下压，常常疼得我眼泪直流。但白天刚哭过，晚上回到家好像就忘了疼，我会让妈妈继续帮我“开小灶”，这样第二天训练时就能轻松过关，我会因此得意很久。可一旦比赛中输了球，哪怕对方是比我大的小孩，教练都还没说什么，我自己倒先哭起来了。我妈说我不服输的性格，从那时起就显露无遗了。

　　直到现在，我的小学班主任蓝红老师还会经常跟我妈说起：“现在的学生哪，很少有像林丹小时候那样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你看他上课的时候好像没有在听讲，可是问他什么，他又答得出。”

　　体育细胞遗传母亲

　　当然，我今天的一切要感谢我妈。如果不是她从福州来到上杭，最后留下来扎根在上杭，今天可能就没有我。我妈常说，只要命运有一点偏差，哪里来的“超级丹”？

　　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我还有一个舅舅、一个姨妈。1969年，外公一家作为下放干部从福州来到上杭，那时我妈才12岁。母亲在上杭一中认识了比她高一届的父亲，但两人从没讲过一句话。直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我妈被分配到上杭县的芦丰公社，才发现我爸就住在她楼上。

　　我妈从小就习水性，还进了小学游泳队。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到了五年级那年，她居然开始玩起了跳水。三米台、五米台、七米台……也没什么花哨的动作，就是像根冰棍似的扎进水里。可那也非常了不起了，把她同学都羡慕坏了。

　　后来外公一家被下放到了上杭，可我妈小时候的这些“英勇”事迹却没有人走茶凉。直到前几年，还有她当年的同学从福州打电话问我妈：“那个打羽毛球的‘超级丹’是不是你儿子？”据说打电话之前，他们几个同学怕认错人，还事先商量了一下：“肯定就是我们班那个高秀玉！她小时候在七米台‘跳冰棍’，别人都不敢，就她敢跳。‘超级丹’是她儿子，肯定没错。”看来，我的体育细胞多少是有些渊源的。

　　最长的回家路

　　按照我爸的说法，从小到大，我到哪儿都是最小、最矮的。在福建省少体校的时候，一个宿舍8个人我是最矮小的。结果我冲了出来，打球打到了数一数二。到了八一队，6个室友中我又是最矮小的，现在到了国家队还是最矮小的一个。我有时对别人开玩笑说：“在国家队，我就跟棵小草似的，哪个不比我壮？”

　　据我爸妈说，小时候我不但矮小，开口说话还特别晚，上托儿所了还不会说话。别人家孩子都会叫爸爸、妈妈了，我还懵懵懂懂的。但是父母也没有太担心，因为我9个月的时候居然已经能自己扶墙走路了。上学后更加一发不可收，在小学二年级的校运动会上，我就把四年级的100米短跑纪录给打破了。不过，我在上杭的求学生涯，就只到小学三年级暑假。

　　后来从上杭到福建省体校，那是到福州后的第二个春节。在一年寒暑过去之后，我爸妈也来福州接了我两次。可是，从上杭到福州，要历经4个半小时的客车，再是12个小时的火车，这么折腾一趟对爸妈来说也很辛苦。碰巧1994年的春节，我跟体校的另外1个姐姐，还有1个小男生一起结伴回家过年。可是腊月二十九，我爸在龙岩火车站并没有等到我们3个人。他说，等整列火车的人都出站了，也没找到我们，他一下子就慌了。那时电话很少，更没有手机，我爸就火速赶到龙岩地委（现在叫市委）借了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我福州的外公家。外公家也没电话，但是街对面有，楼下喊一声谁谁谁电话就成。外公再去体校问，体校的教练回说，3个小孩已经出去了啊。

　　多年后，我已记不清我们的火车票到底是被偷了，还是给弄丢了。反正，3个人的车票本来都放在那个姐姐身上，但临上车时车票却找不着了。我们投奔到了福州外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外公把我们领到火车站派出所，跟所长求情，说这3个小朋友都是体校的学生，本来昨天要回家的，结果火车票被偷了。这都大年三十了，父母在家里等得很着急。那所长一听，二话没说，把我们领上了火车。

　　坐了12个小时的硬座回到龙岩，3个小孩都累傻了，但总算赶在大年三十这天一家团聚了。那时我觉得，回家的路好难好漫长，却不知道，多年以后从上杭到福州走高速公路只要4个小时，但我回家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我人生的第一块奖牌

　　那时的省体校，一个房间睡8个人，上下铺。体校的孩子家里条件都很一般，而且集体生活就是那样，你吃个什么东西，大家都会靠上来。

　　像泡一碗面，8个人每个人都要来一口。泡面就是很便宜的那种，袋装的，我记得是叫“红发”牌，也就5毛钱吧，里面只有一包调料，连油都没有。如果是1个苹果、1个梨，8个人每人上来咬一口，立马就没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大家的家庭条件都不算优越，能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其实很温暖。我在体校的收获之一就是，我现在最擅长做的还是煮面。那些当年跟我一起分一碗方便面的队友，现在大部分都当上了羽毛球教练，有一些则去当了警察。

　　可是，就如你们在青春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男孩子多的地方，年纪小一点的总难免受欺负。给大队员洗碗、洗衣服，那是必须的。刚到体校的时候，我身上很少带钱。妈妈送我到福州后，脸盆、碗筷、水壶这些都是重新置办的，临走时留了些零花钱给教练，也放了一些在大队员那里。可是我毕竟才9岁，有时候不敢跟教练要；跟大队员拿吧，他们就说存银行呢，没带在身上。于是，我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每个星期的两个晚上，外婆来给我送点吃的。补充营养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见到自己的亲人，以缓解刚到省体校时的种种不适应。

　　我跟外婆的感情从小就特别深，我一直称呼她“奶奶”。外婆也不会骑单车，那时候总是风雨无阻地乘公交车来看我。这两年外婆年纪大了，2006年国家队在晋江集训时，我给外婆找了一只苏牧犬来做伴。刚到外婆家时，小狗还没满月，眼睛都睁不开，站也站不稳，因为一进门就喜欢咬我的运动鞋，于是给它取名叫“NIKE”。这么算来，“NIKE”到外婆家也已经6个多年头了。外婆是虔诚的基督徒，只要不生病、身体允许，每个周末总是雷打不动地去教堂做礼拜，为我祷告，就像当年每周来省体校看我时一样。尽管不能常陪在她身边，但我们祖孙俩心里都记挂着彼此。2012年初，我在左手臂上文了一个十字架。有了它，就好像有外婆守护着我，什么都不用怕。

　　对爸妈的想念，又岂止从家里到体校的600公里那么长？每次爸妈来看我，我都会央求他们再多住几天。可再开心的相聚也总有分离的时候。我至今都还记得，爸妈要去乘火车回家时，我跟在出租车后面一边哭一边追的画面。后来我问我妈：“那时候你怎么下得了‘狠心’？”妈妈故意调侃说：“司机还问呢，要不要停，我说别停，一停今晚又走不了了。我们那时候……”妈妈没说完的，这些年我也渐渐明白了。

　　9岁进了福建省体校，我就是半专业的运动员了，上午读书，下午训练，一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

　　那会儿在每个星期六的时候，体校会放一部电影。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偶像的力量是什么。看得最多的就是林志颖，有时也播周星驰。不管男生女生，好像都会喜欢林志颖、吴奇隆，还有一部分女孩喜欢郭富城。

　　和别的孩子一样，我也会买一些海报贴在墙上。像林志颖这些，那个年代，大家都买，我也跟着买，而且还留长头发。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我留长发的模样，而且还是分头呢，中分。那种发型是那时体校的每个学生都会留的。那会儿都学港台明星，头发留得很长，每天起床后，先用水把头发打湿，然后往两边梳。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

　　这种看似欢乐的集体生活，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其实都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多亏了体校里的那些小伙伴，让我感受到很多温暖。因为就算我叫爸爸妈妈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这就逼着我只能靠自己。慢慢地，我就把注意力转移了，不再去想爸妈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把我接回家。我进体校的第二年，好友谢鑫也来到了福州。我觉得他好像比我好一点，来了以后很快就适应了体校的生活。

　　也正是那一年，我参加了全国少儿羽毛球锦标赛，获得了乙组男单亚军。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块奖牌。那时候是第一次出省比赛，还没有奖金、荣誉的概念，只觉得很开心。在回福州之前，我跟我们教练借了点钱，给爸爸买了个烟灰缸，给妈妈带了一包她没吃过的草莓饼干。

　　那时候我11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