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A40年女性逐渐成网坛主角 金夫人曾打性别战

　　WTA 40年：女性洪流

　　Female flourishing

　　《网球》杂志 serra

　　如果把WTA40年的发展历程当做一段体育的历史来考量的话，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子体育组织。从1970年的九个女人签署那个一美元象征性的合同开始，到1973年她们有人能一年挣上十万美元，再到现在一个大满贯的百万美元。女子网球运动员如今成为了最值得羡慕的女性，她们富有、美丽、健康，WTA的商业战车撞开了财富的魔盒，全世界有将近40个国家，70站比赛为她们提供金钱、荣耀和人生最重要的舞台。

　　过度发达的传媒时时刻刻在给我们提供WTA的图象，电视是即时的，它总在给观众一个活在当下的错觉，时尚，奖杯，支票，旅行，派对……女子网球几乎和所有的时尚奢华手拉着手，这是让人目不暇接的WTA，它的新闻如今一秒钟都不会停顿。

　　40年前，WTA从几个女人“要和男人挣一样多的钱”这个初衷开始，把这个卑微的愿望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体育的梦工厂，一部高速高效运转的商业机器，它让职业花样滑冰、女子职业篮球等等其它项目的参与者感到嫉妒，甚至感到无法模仿。其他看起来更为女性的运动，比如花样滑冰，体操，从来无法奢望像WTA这样的成功，像关颖珊、米亚·哈姆、莱斯利这样的运动员，她们永远无法做到像李娜、伊万诺维奇和莎拉波娃那样，一个冠军就可以成就一生，一次胜利就可以点燃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幸运的项目，幸运之处在于比利·简·金诞生在网球场，而不是其他的赛场。在她12岁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去踢足球或者练体操，她注定要取得这样伟大的网球胜利——赢得一美元合同，赢得性别大战，赢得男性的尊敬，直到赢得了WTA以后的40年。

　　她先知先觉地建立了WTA的文化基石，只有在这样的基石之上，WTA才有可能获得市场和商业上的成功，即使是后来的杰出的领导者拉里·斯科特和斯黛西·阿莱斯特，也都在继承着比利·简·金开创的平等精神，WTA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英雄梦，HBO为此拍摄过一部纪录片。

　　比利·简·金回忆到：“如果我输掉了那场性别大战，无疑，我不敢想象以后的历史会怎样。”历史的真实价值，不是用财富可以去体现的，财富可能在下一秒就被全部毁灭，一个在荒漠行走的人，却可能负载的伟大的精神，如果我们将WTA的历史仅仅当做一部商业史和体育史，那我们可能永远体会不到WTA对体育、对女性，甚至是对文明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如果我们想知道WTA在70年代对世界的伟大变革为何会突然发生，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60年代，如果没有60年代左翼思想的灵感，和女权运动提供的文化基石，那么即使是比利·简·金，也无法看到自由的烛光。

　　60年代，西方在物质财富上达到了二战后的第一个顶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经了持续的平稳发展，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重建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摩天大楼象征了这种经济成就。但这并不能掩饰人们思想上的困惑，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上普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妇女问题，“如果一个美国妇女有了烦恼，她会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婚姻或自己本身出了什么毛病。”

　　但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骚动、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每个孤陋寡闻的妻子，都在孤独地与之搏斗。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在商店购物的时候，在配制沙发套的时候；或者，在和孩子共进三明治时，在驱车与童子军外出兜风时，或是夜深人静躺在丈夫身边时，她们会扪心自问：“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吗？”这其实正是很多女性自己曾经的生活写照，包括女子网球选手在内，克里斯·艾弗特回忆到，“我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我从小被教导要彬彬有礼，要清楚自己作为女人的责任和负担，至于什么叫做解放，从来没有想过。”

　　60年代美国著名的女权作家贝蒂·弗里曼曾经追踪调查了从母校史密斯女子大学毕业的二百位女校友。尽管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各有专长，却心甘情愿做了家庭主妇，她们怀揣着同样“不可名状的困惑”，但大多数人不甘被埋没，在郊区主妇身份的框架内坚持自我成长。这些人给了她勇气和力量，“这二百名学生是全国有知识、有能力的妇女的缩影，她们的状况说明这样的妇女正在为逃离主妇陷阱而斗争，或者因为受过教育尚未完全掉进陷阱。” 贝蒂·弗里曼做调查的目的很单纯，她就是想给那种不可名状的东西找到答案，为了使像她一样的女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生活，为了让“女人都能成为更加完美的人”。在那个时代，比利·简·金头同样也怀着坚定的自我觉醒走进赛场，在1967年的温网决赛之前，曾经有记者称呼她为史密斯小姐，这并非是一种冒犯，而是常规的必然的礼貌，尤其是在温网，但比利·简·金却坚定地回答到；“请别这样称呼我，请去掉后面那个称谓吧，请叫我金（KING）。”

　　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批人恰好就是即将爆发的美国新女权运动的主力军。贝蒂走在前面，她是她们中的一员，她们响应了她。一九六三年《奥秘》问世，她们是它的主要读者。一九六六年，贝蒂创立了“全美妇女协会”，并做了首任主席，她们是它的主要成员。一九七○年，贝蒂和她们中的积极分子共同创建了“全美妇女政治会议”，同年，比利·简·金和其他八名女性一起加入赫德曼创立的女子巡回赛，她们的初始合同只有象征性的一美元，口号是“You've Come a Long Way, Baby”。

　　即使是这象征独立和自由的合同只有一美元，但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认同，要知道，70年代初期，当时哈佛大学只有10%的学生是女生，在男子网球运动员每挣得一美元的同时，女子网球运动员只挣得38美分，更早一些的时候，男子网球选手挣一美元，女子网球选手只挣20美分。当男子比赛出现百万巨奖的时候，女子冠军奖金的最高纪录却只有一万五千美元，同时还有杰克·克莱默这样的极端主义者，他狂妄地宣称男女的奖金比例应该为12比1，并且这建议也能在泛太平洋锦标赛上得到通过。

　　这就是当时自大而傲慢的美国人，他们认为所有的道德和文明都已经掌握在他们的经济巨爪中，美国兵开始从越南撤军，尼克松爆出水门丑闻，演员罗纳德·里根当选加州州长，约翰·韦恩在白宫里大嚼猪排，当一个只有全世界百分之六人口的国家掌握了全世界百分之七十财富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他所有的准则都是正确的，文明在这里升华为低劣的贪欲，伪善式的慈善运动，愚昧的道德净化主义（禁酒令），丑化公交和城市建筑的涂鸦，令人烦恼的饶舌歌手，各种癫狂的艺术家，星相师，新职业狗仔队。他们提供文明的未来，就是没有文化的穷人对于生活的俗丽幻想。

　　但美国在繁荣这种粗俗文明的同时，也延续了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他们的文明准则习惯于由下而上去创造，而不是完全由社会精英主导，因此像比利·简·金和贝蒂这样的小人物也有了自己奋斗的空间，连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也要想方设法在70年代移民到美国来，因为政府不会干涉他们，列侬被允许给纽约监狱里的囚犯开演唱会，比利·简·金的巡回赛可以接受烟草公司的赞助，在经历了60年代的混乱暴动之后，终于有了这样一批行动主义者，他们是社会实际的改良者。

　　在比利·简·金这样的人物拥有明确奋斗目标之前，西方刚刚经历过一场混乱而含糊的“性革命”，强调反抗传统道德的性压抑，和男女在交往上的自由。当大群的年轻人穿着“滚出越南”字样的T恤，闭着眼睛在迪斯科舞厅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胡乱跳动的时候，那种朦胧的冲动其实是没有出口的，空洞无物的性革命赢得不了任何人的尊重，保守主义指责淑女风范的沦丧，败坏了男女关系的甜蜜与严肃性；激进派同样不满，认为性解放强化了“女人就是性的”这样一种男权定义。年轻人在不求甚解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学说里面徒然浪费着青春，而不能使社会前进半步。在爱与和平口号下，整个60年代的社会动荡不堪，新左派，反战抗议者，贫民区黑人以更激烈的方式，抗议美国国家机器，石头、标语、街垒为60年代画下浓烈的素描，暴力夺走了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总统的性命，在那些庞大的游行队伍中，年轻人又会变得表情严肃，裹得严严实实，好像在信守着某种诺言，但那具体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当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兵，尼克松总统下台以后，很多抗争就失去了奋斗目标，慢慢平息下来，只有少数抗争还在延续，比如女权运动，只是它们在进入70年代之后，也只能换一种方式继续进行，比游行和标语更温和，甚至更富于娱乐性。真正的改良主义者对伪善和修辞都不会再抱任何幻想，转而埋头实践，70年代初期女权运动的头号大事是343名全球知名女性共签署了一份要求自由行使人工流产权利的宣言，这场运动使得一个私下给人堕胎的法国女医生免于死刑判决，最后推动了法国法律关于妇女权利的改革，并导致了法国卫生部长的下台。

　　在美国，女权运动最大的娱乐性话题是博比·里格斯对女子网球运动的挑衅，他给当时三个最好的女子选手下了挑战书：“女子网球什么都不是。”第一场，疯狂的酒鬼里格斯击败了只想挣上一万美元的考特，他给比利·简·金的平等远征一个下马威。这场著名的“母亲节大屠杀”，以里格斯只花了57分钟就击败考特而告终，同时开创了网球赛事彩色直播的先河。男性沙文主义者里格斯在赛后说：“我现在好想念金夫人，我想和她比赛，在红土，在草地，在木板上，在混凝土，在大理石上，在滚轴溜冰场上，什么上都可以来，哈哈，让性别大战继续吧，我现在是女性问题专家。”

　　但结果却让里格斯大失所望，比利·简·金赢得了性别大战，用最直观的方式为女性赢得了对这个世界的发言权。1973年，在温网的前一周，WTA正式成立，成为男女平等以及女权运动在体育领域的一面旗帜，这一年，女子巡回赛一共举行了24站比赛，考特一共夺得了14个冠军，比利·简·金本人夺得了4个，此后40年，WTA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地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虽然它换过很多赞助商，雅芳，高露洁，丰田；也换过很多领导者，经历过伤病，单调的打法，逃课的巨星，兴奋剂种种风波，但它仍然还坚实地兴旺着，它随着平面世界的推移，走进从前很多从未梦想过的地方，从东欧到亚洲到非洲，它成功地销售着自己，有规律地，系统化地攻入那些与西方不同的领地，就像1989年克里姆林宫出现第一家麦当劳，1991年天安门广场边出现第一家肯德基。

　　40年后，社会型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原初的理想也在慢慢退变为WTA传奇的背景。现在，我们更愿意把WTA看做是一个全球化的符号。而这个世界既不是我们从前梦想的乌托邦，也不是精神的避难所，每个人都被纳入了生活的平等主义和唯物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我们和世界的往来和交换都从属于这样的系统，我们只能承认，这40年来，世界的逐步统一，开放，建立，毁灭和变革，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亘古以来，前所未有。跨国的企业看起来比任何中等国家都更具国际影响力，它们在给地球上的每个角落组装生活。

　　这就是当前WTA给我们提供的文化价值，当你无数次在中央球场看见裙装的女子，笑靥如花地举起奖杯，周围是焰火在升腾，一个极其古老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人类不会不停地重复自身，就在40年之前，当一个女子无权和男人举起同样分量的奖杯、无权签下同样的支票，这一切也被认为是多么天经地义和不可怀疑。

　　女权运动终究没有成为熄灭的烟蒂，而是成为了燃烧的火炬，但在更年轻的人那里，想要体味40年前点燃的瞬间，又变得无比艰难，当他们仰望莎拉波娃的时候，无疑，WTA只是现实，它意味着一种女性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