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记者同韦迪有过多次交往,曾做过韦迪的封面报道《韦迪,伪的!》,韦迪曾当面向记者感叹:“你是知道的,有些事情我也确实没有办法。”他坦承,中国足协看上的教练有克林斯曼、里杰卡尔德、托普·穆勒等。这三个人中国足协都接触过,无论名声还是能力都在卡马乔之上,其中韦迪感触最深的,是德国足协鼎力推荐的托普·穆勒。随后克林斯曼选择去了美国,里杰卡尔德被沙特足协抢走。德国足协对韦迪说:“托普·穆勒是一名非常好的教练,我们给你们推荐,就像当年给中国足协推荐克劳琛一样,不会害你们。”
但是因为被赞助商的资本绑架,加上深层次的背景,中国足协最终辜负了德国足协的好意。后来韦迪说:“我也可以坚持聘请托普·穆勒,但是我没有用我个人的意志去干涉这次聘请外籍教练。”当时《新民周刊》记者就觉得,韦迪本人可能都会感到自己“掌门人”的角色不会长了,他是具体做事的人,却无法凭借个人的意志去做事。果然不久后,韦迪被总局撤换,新主任张剑走马上任,如果说韦迪是“伪的”,是因为不懂足球而导致下台,那么搞政策法规的张剑懂不懂足球同样也是一个问号。如今身在汽摩中心的韦迪已经远离足球这个是非之地,也就不会再对卡马乔的选帅问题进行任何的解释,一些疑团可能一时难以解开。
据《新民周刊》了解,其实,中国足协那次选帅,对象后来就只剩下了一个卡马乔,别无他人。而对于对方所坚持的这份“霸王条款”,于洪臣曾经极力抗争,却也无济于事,不带回卡马乔的合同,中国足协的班子也许就会解体(当然,即便签下了卡马乔,后来韦迪还是离开了)。于是,于洪臣请示了该请示的领导,并且与赞助商进行了沟通,出钱的赞助商变成了强势的一方,于是随即拍板决定。最令中国足协尴尬的是,这份合同随之还产生了高达2000多万的税款,他们申请免税失败,赞助商也只承认合同上的账面数字,2000多万的负担都压到了中国足协肩上,只好自认倒霉。
然而,卡马乔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合同金额,而在于他的执教成绩。中国国家队提前两轮从巴西世界杯亚洲预选赛的小组赛中出局,对此只能说,那时中国各界包括体育总局、万达集团都高估了卡马乔。这种不切实际的高估,断送了中国队的世界杯前程。
想当年万达慷慨解囊,足协原本以为捡到了皮夹子,没想到两年过去了,万达的资助不仅没有给中国足球带来任何进步,反而成为足协不能承受之重,先别说这天价违约金了,光是每年负担卡马乔巨额的薪酬个税,就让足协有苦说不出了。而反观万达集团,在卡马乔身上投了几个亿,原本想为中国足球做点实事的万达老总王健林,不仅没有赢得球迷的尊重,反而沦为万夫所指,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冤大头。
假若卡马乔能够率队进军十强赛,就不会有现在这些一地鸡毛的诟病,韦迪也不用背上一口黑锅。但是,远望巴西,我们连一丝卑微的机会都没有。别人的挫败,可能是令人怀念的故事;中国足球的所有挫败,都被人们理解成活该。然而,中国足球的过错,难道仅仅是卡马乔一人的错,背后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如今,亚洲区十强赛全部结束了,当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伊朗在十强赛中纷纷出线直奔里约热内卢之际,中国足球与卡马乔的“包办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全体育》和《跑者世界》的总编辑张路平认为,剔除外援后的实力,国家队基本介于亚洲二流和三流之间,并且越来越滑向三流,连续三届混不进十强赛天经地义。问题在于,自从2002世界杯预赛由于日韩免战及上帝之手等多重因素,中国队“不幸入围”后,国人一直在清秋大梦中长眠不醒。现实和幻想、实力和目标的错位,构成了十余年来中国足球的基本母题。更糟的是,连续不断的所谓败仗,导致长期的抑郁沮丧,以致边缘型人格肆虐,只能不断换教练——就像吸毒,来寻找集体快感。尤其是寻找新帅的过程,更飘然若仙。
吸毒性换帅,是中国足球普天同庆的伟大时刻,也是一个具有魔法的咒语,越来越快,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行。这不是预言,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的陈述。这个时代需要的,绝不是什么国家队的救世主,而是脚踏实地的足球实干家。催生实干家也不能凭道德情操,要靠严格的奖惩制度。足协这个彻头彻尾的官僚机构,具有中国官场的一切通病,十余年来不负责不作为不改正,且事故频发。事实证明,它没有能力管好足球。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