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赛季英超开赛前，也就是距“红魔”上一次修改队徽的15年后，英超霸主曼联想要恢复俱乐部队徽上“FOOTBALL CLUB（足球俱乐部）”的字样，原因是被球迷称作吸血鬼的格雷泽家族想要改变他们“只关心生意不在乎历史”的形象。可惜，这样的迎合并未获得球迷的支持。
格雷泽家族的行为再度引来了英国媒体关于队徽传承的讨论。反身看过这些拥有百年历史的英国俱乐部队徽的演化史，你会发现许多共性，因为需要适应公众传播以及商业使用，简化早已成趋势。在资本的驱使下，一些队徽的更改甚至本身就是对“传承”的极不尊重。
然而，在这些千奇百样的队徽中，你依然可以从中找寻到英国人关于“标徽文化”的忠诚，在那些设计深处，都巧妙传递着这支球队出身以及信仰，百年未变。
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具象化传承。标徽，在欧美社会当中，就具备这样独特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标徽的存在，接近上古图腾在现代社会存留的痕迹。各种标徽面前，人们可能不再会有上古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敬，然而标徽所代表的象征含义，始终都存在。
关于“标徽”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找到很多相近词汇，但每个词汇描述的事物都有一些细微的差距，像“队徽”这样的概念，用club crest，badge或者logo，英国人都能听懂，不过说logo，这更接近美国英语，logo是现代社会里商业标注的用法。badge和club crest，才是队徽的英式标准说法。不过随着队徽图案在多次更改之后，未来被称之为logo也不会奇怪，因为英国美国体育俱乐部、欧洲大陆国家的各种体育乃至娱乐和社会活动俱乐部，标徽更新的趋势，都是越来越贴近现代审美品味，图案简化成为了趋势。
标徽最早的形成，当然是原始社会里各种图腾崇拜的具象存在，斯芬克斯、金字塔、古巴比伦通天塔、古希腊荷马时期神像人像雕塑风格的形成、雅典卫城等等，都具备这样的社会文化代表性。西方文明的传承，因为战乱和宗教对立而几度被割裂，然而具象化的传承，生命力要比流于文字的典籍和思想更为强大。
到了中世纪，社会稍微稳定，标徽开始在上流社会风行，并且是呈现在各种贵重金属、珠宝玉器之上。上行下效的社会文化传播，让标徽很快由阳春白雪化入下里巴人，装饰和形象识别的功能同样具备，于是一些日常用品之上，也是各种标徽罗列。在宗教势力最为强盛的时代，教廷将标徽作为识别信徒、区分教区的工具，而虔诚的信徒，在完成了漫长艰辛的朝圣之旅后，往往能从教廷得到特别徽章。这样的徽章具备的神圣力量，便是图腾的延续。
由朝圣苦旅，到哲学和政治思想传播，再到商业乃至武力征伐，标徽在受教育程度低下、识字率极低的中世纪里，是凝聚人群的图腾力量，被赋予宗教或王室力量的标徽，尤其能聚拢人气。英国兰开谢郡和约克郡之间的红白玫瑰战争，骑士们便是在为两个公爵的标徽和主色而战。1483年记载的一次王室盛典，总共向平民派发了13000个盛典徽章。含义越重大、越代表上流社会的徽章，构图会越复杂，也会使用更加贵重的材质。
标徽在英国的传承，尤其具有特色，因为这是一个经历各种征伐战乱才自立起来的国家，又是在自然贫瘠的环境中，通过征讨世界才建立起帝国的民族，尚武精神，一直是英国社会的特点，和实用主义哲学一样，渗透在英国人的生活细节里，哪怕环境和国力都已改变。标徽的作用，在英帝国所有的军队中发挥得最为充分，因为标徽上标注着不同部队番号归属，在十七世纪成为了英国军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军队的征讨和劫掠，对国内社会形成的刺激作用长逾百年，徽章的功效、对于人群彼此辨识认同，同样深入人心。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几乎无处不标徽——任何一所学校、一幢新落成的楼房、一间餐厅、一个公司或事务所、一个区政府、一个酒吧，都会有自己设计并且公诸于世的标徽。
英式文化流传到美国，标徽使用和识别，在殖民地无缝地流传着。直到今天，我们对于美国电影电视剧里便衣警察显示身份时，肯定要亮铜质警徽的动作，都无比熟悉。这便是标徽文化的现代传承。
当现代足球在英国形成，很快就以俱乐部的形式，团聚各个社区、地区人群，形成自己的足球力量时，一个俱乐部标徽最能代表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仔细研究一下各个英国足球俱乐部的标徽，你会发现很多俱乐部早期的标徽上，都有过拉丁文——因为很多俱乐部组成时，多少都和教堂有些关系，不是像埃弗顿、曼城这样附生于教堂的俱乐部，就是保持着严谨宗教理念者，例如阿斯顿维拉、南安普敦。埃弗顿本赛季开始前，更新俱乐部队徽，去掉了以往队徽上那句拉丁文（Nil Satis Nisi Optimum，只有最好），将队徽进行简化，新的队徽看上去更容易识别，但这马上引起了球迷极大的不满。俱乐部公布新队徽两个小时内，当地网站上就有埃弗顿球迷搜集了2万个球迷签名，抗议俱乐部的行为。与其说这是对新队徽的不满，不如说这更是对俱乐部管理层未经球迷同意，就改动俱乐部标徽的行为不满——哪怕英国足球俱乐部绝大多数都属于个人所有，可球迷对于自己支持的俱乐部，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拥有感。俱乐部队徽，并不是一种实质性资产，却有着极为深厚的精神象征。平素球迷不会对自己的队徽太为关注，这种不太关注，更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心理，然而这种习惯一旦被触及，势必会激起轩然大波，因为修改者触及了一条不能轻易触碰的文化底线。
阿森纳队徽曾有一句拉丁文：Victoria Concordia Crescit，和谐制度胜。百年来队徽变更，这句拉丁文业已消失，图案同样越来越简单，适合公众传播、适合商业使用，但在最传统的阿森纳球迷心目中，这样的改动，多少是对俱乐部文化传承的背道而驰。
所以修改俱乐部队徽，动作再小，也会有着很大风险。但修改时如果是添加一些传统内容、或者恢复一些传统内容，却未必会得到球迷的鼓掌。曼联新任CEO伍德沃德，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FC——Football Club的缩写，恢复到曼联队徽上，这样讨巧的举动，并没有取得期待的效果。球迷的心态就是如此，存在即合理，任何变动，都会让他们不适应。这是球迷大众心态，也是英国人的标准心态。
如果要更换俱乐部名称，像胡尔城老板那样，将Hull City 更名为Hull City Tigers，就比更换俱乐部标徽更过分、更容易触怒球迷了。至于加迪夫城的马来西亚老板陈志远，直接将俱乐部球衣主色由蓝色变成红色，将俱乐部队徽由蓝转为红龙，威尔士球迷为之震怒经年。这个俱乐部的绰号就是“蓝鸟”（bluebird），如今都不知道该如何自称，传统队徽的消失，让球迷手足无措。
可陈志远带来的投资，让加迪夫城半个多世纪来首度上升到顶级联赛，蓝鸟达成不了的使命，红龙得到金钱补血，很快就实现了。成绩总是能让球迷闭嘴，他们只能走回酒吧，任一扎扎啤酒浇灌无奈心情。再深厚的文化传承，在现实金钱的冲击之下，抵抗力怎样都有些不够。
（作者系网易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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