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改革已被摆上议事日程
本报记者 施绍宗
1月6日至10日,《人民日报》在其体育版连发5篇《关于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思考》的系列评论,议题包括“奥运金牌战略”、“公共体育服务”、“三大球改革”、“民间体育空间”和“体育发展大局观”,文章指出了奥运战略存在的弊端、公共体育服务的缺失与三大球长期以来的“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以及民间体育空间长期被压制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并释放出可观生产力的今天,体育改革已被中央摆上了议事日程。
不能总关起门来搞体育 让体育发展模式真正“接地气” 上述《人民日报》文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赞同,如:奥运战略若不能反哺全民健身和公共体育事业,就会越来越不接“地气”,不仅劳民伤财,还有可能蜕变为体育部门依靠奥运战略,绑架财政,垄断资源,保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体育部门关起门来搞竞技体育,是一个形象的讽刺,其本质是因为奥运战略,中国竞技体育越来越背离民生需求,这样下去,奥运战略只能越走越窄。又如:社会体育组织理应成为激发大众体育活力的主力军。能不能为社会体育组织“正名”、“松绑”,设定积极培育、有序引导的规划图,为民间体育活力增长释放更大空间,让体育发展模式真正“接地气”,考验着主管部门的改革视野和转型勇气。
在广州,人们更重视自己和周围的体育感受。
前天,广州红棉
围棋队在越秀中路一书画古玩商场与“弈趣坊”组织了一场名为“红棉全段赛暨第一届广州围棋爱好者书画展”的围棋活动与比赛,这种纯草根的活动即使缺乏资金支持也气氛热烈,有百余人参加。而就在前些日子,广州红棉围棋队这一自发的以草根棋迷为主体的棋友还在为要不要进行社团登记展开过争论。广州红棉围棋队的宗旨是围棋宣传与围棋公益再加上棋友的自娱自乐,近几年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组织过一些纯民间的围棋活动,并参与过官方与半官方主办的一些大型活动,但广州红棉围棋队今后向何处去仍然是一个难题。
广州红棉围棋队的队长,因网名“苦斋”而人称斋叔的冯国华是一名热心围棋的退休工人,正是在紧张筹办“红棉全段赛暨第一届广州围棋爱好者书画展”期间,冯国华得知了《人民日报》在其体育版连发5篇《关于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思考》的系列言论,他感到这一系列对中国体育改革的言论说到自己心里去了。斋叔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当前市民对文体活动仍感到不足,有几个原因,一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空余时间更充足;二是文化的普及提高,文体活动的需求自然增加;三是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企业的工会组织也自然消失,而大量的退休工人和下岗人员的文体活动就成了问题,工会组织文体的功能亟待新组织的填补。专业竞技虽然能起到带领、推动市民体育的作用,但不能代替市民的体育活动。市民体育不但胜在人数绝对的多,还更贴近文化,例如快乐围棋。市民体育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和快乐。市民对专业体育的欣赏固然是一种极好的享受,但市民亲身的参与更为重要。市民体育铺天盖地地开展,亟需政府政策环境的支持。
社会体育组织可以与 政府专业组织合作共赢 事实上,广州围棋这些年的群众性活动,其组织方式主要是民间组织与政府专业组织的共同合作,这当中,广东棋文化促进会起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广州红棉围棋队的“草根特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东棋文化促进会的成员基本上是热爱棋类的文人、商人和官人,虽然是一个没有行政色彩的民间社团,但由于资源整合能力较强,因此活动能量也比较大。从已成品牌的广东三棋百杰万人大赛,到由本报参与主办的中国棋文化峰会和首届岭南棋文化节,再到去年底的首届“珠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广东棋文化促进会的成功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背后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及广东东湖棋院的紧密配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广东东湖棋院这一在全国少儿棋类培训机构中无论是规模还是综合能力上均首屈一指的机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广东棋文化促进会主办的活动从组织到经费提供支持,例如,作为首届“珠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主要承办机构的广东东湖棋院,在极短的筹备时间内将第一届比赛办得非常成功。其实,像东湖棋院这种民营少儿棋类教育机构,现在已不是单一的棋类教育机构,而是成为一个多元综合体,有自己的职业棋队,并且经常性地主办从世界到全国以至地方的棋类大赛,在少儿棋类教育的激烈市场竞争中遥遥领先,成为中国也可以说是世界少儿棋类教育的“航空母舰”。这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使得双方互利共赢,从而迅速打开了广东棋文化的局面。
广东棋文化促进会的创新能力还体现在无论是与政府体育组织还是民间草根组织都有良好的互动,例如与广州红棉围棋队,广东棋文化促进会就承担了政府体育组织与民间草根组织之间的桥梁作用,双方互相捧场。而广东特别是广州在棋类运动方面从原先的重竞技到现在的更重文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广东棋文化促进会的推动。
但是,棋类这种大众化社会化甚至市场化比较充分的体育项目,在今后的体育改革中还可以加大力度,政府体育行政组织应该将棋类项目完全放给社会与市场,以提高效率和降低资源浪费。完全是民间机构承办的首届“珠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光是办理报批手续就花了很长的时间。作为比赛主办单位的中国围棋协会,对下一届“珠钢杯”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提供服务,而不是收取高昂的主办费。
另外,有棋手提出,现在的多个世界围棋个人赛都是公开赛,亦即比赛的预选赛是公开赛制,特别是
韩国主办的世界围棋个人赛的预选赛都是向世界开放的,没有参赛名额限制,但中国的棋手参加却会遇到不少困难,主要是中国棋院自己作出了名额限制,这也是一种落后思维和利益格局在作怪,中国棋院应为中国棋手到韩国参加世界赛的预选赛提供方便与服务,可以收取合理的服务费,但绝对不应该出于一种懒政思想甚至是小团体利益而人为作出限制。
搭平台捧明星与行政放权是体育项目市场化、职业化的关键 中国著名商业搏击比赛推广人、广州我能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余鸿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武术形象代言人李连杰最近也在反思当年拍电影《少林寺》是对还是错,这折射了当下中国武术搏击产业的无序、无奈、浮躁与意淫。民众期待中国武术像传说中那样证明自己确实具有天下无敌的实力,最能代表中国竞技武术的散打却始终无法在世界搏击舞台上真实展现,中国武术还能不能打一直被人们质疑。目前中国武术搏击市场最欠缺的就是平台与明星,这是任何体育项目市场化、职业化的前提。没有平台就无法造星,一个没有明星的项目是无法提起观众的兴趣。而刚起步的中国武术搏击市场正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没有高水平的可持续的平台,也就谈不上有搏击大明星。而只有有了明星才能促进该项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和平台的建设。
拳击这两年发展较快,关注度上升,这与矿工拳王熊朝忠以及奥运冠军邹市明这两个明星的带动不无关系。中国武术搏击产业的发展与武术走出去、引进来,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要突破目前这种现状其实并不困难,关键看管理者改革的魄力和勇气。首先应允许、鼓励体制内的散打运动员单飞、走出去,到更高、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去挑战,证明自己,并能给他们提供便利。其次应积极培育、扶持国内武术搏击产业竞赛市场,精简行政审批程序,降低管理费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武术搏击市场,让武术搏击市场真正繁荣起来,给业内人士看到行业信心,让投资者看到希望。三是深化武术搏击管理体制改革,散打职业化运行将不可避免被提上议事日程。职业化是任何体育运动项目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最终落脚点。
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转变职能总体部署和改革方案上,强调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新兴生产力发展。对于体育产业现行单项体育职能管理部门管办不分的格局而言,将迎来改革的最好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余鸿坚只是要求精简行政审批程序,降低管理费用,这有点出乎意外,本来,按改革的要求,根本应该取消这种“行政审批”,而改为“登记备案”。事实上,现在很多商业搏击比赛都绕开了“武管中心”,由比赛当地的主管部门审批,以降低比赛成本。有些则以电视节目的面目出现,避开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不管是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还是地方的主管部门,按改革的要求,都应把行政审批改为登记备案,以杜绝这种“审批寻租”,同时将审批改为规范的监管,建立行业规范,而不再是像现在这样收钱之后批完了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