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仁川，亚运标语和海报挂满了街头巷尾，浓浓的亚运气氛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最明显的标志。可是，老百姓对此似乎不太买账，据仁川亚运会组委会9月15日发布的信息，截至9月14日，仁川亚运会门票的总体销售率仅有18%。除了开、闭幕式和游泳、艺术体操等热门比赛的门票比较抢手外，其他多数比赛项目都还有大量的门票没卖出去。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亚运会究竟怎么了？先是今年4月越南宣布放弃2019年亚运会的举办权，现在又出现仁川亚运会门票销售惨淡的情况，难道亚运会已经让广大民众感觉审美疲劳？
举办亚运会成为政府负担？
今年4月17日，越南总理阮晋勇宣布越南放弃2019年第18届亚运会举办权，消息传出，亚洲各国一片哗然。越南放弃亚运会举办权，不仅是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弃权事件，在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历史上也是百年一遇的奇事。
越南政府弃办亚运会的做法，引起舆论界的讨论：他们一方面对越南政府尊重民意表示赞许，另一方面也对亚运会在近两届赛事上表现出的奢华化，和求全求大导致办赛成本不断增高的做法提出批评。
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创了奢华办亚运的先河。当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就耗资两亿美元，仅此一项就比越南拟定2019年亚运会的总预算（1.5亿美元）还高。实际上，多哈在2006年举办亚运会的总耗资高达28亿美元，是前一届2002年釜山亚运会总耗资的9倍多。
2010年，广州亚运会顺承了多哈重金办赛的模式，总投入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价折合150亿美元，尽管其中部分开销用于城市建设，但广州亚运会仍然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亚运会，与此同时广州亚运会也以42个比赛项目，1.2万名运动员参与的盛况，创造了亚运会历史上的规模之最。
面对亚运会越来越“昂贵”的趋势，一些国家和地区即便有意举办，也难过民意这一关。广州在申办2010年亚运会时，原本有约旦安曼、韩国首尔和马来西亚吉隆坡3个竞争对手，但3个对手最终全部退出，除去安曼退出的主要原因是2006年亚运会已经在西亚举办之外，首尔和吉隆坡的退出，均由于申办意向没有得到所在国家政府或议会的支持。
对亚运会有意，但无法获得政府和民意支持的情况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已经不是偶然现象。2011年1月，中国香港立法委否决了香港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提议；2012年11月，迪拜在亚奥理事会即将投票产生2019年亚运会举办城市的最后时刻宣布退出申办，理由是迪拜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迪拜的退出也让河内申办成功的成算大大增加。
最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河内如愿获得了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仅时隔一年半之后，越南政府就在国内反对举办亚运的强大声势中，不得不放弃了到手的亚运会举办权。
亚运会的魅力到哪儿去了？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90年北京亚运会一定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北京社科院体育研究中心主任金汕作为北京亚运会的亲历者表示，“当时，不仅中国对北京亚运会非常重视，外国也对那届亚运会格外关注。”北京亚运会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是一件大事，改革开放的中国成全了北京亚运会的盛名，亚运会也给了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舞台。但20多年后，中国人又是怎么看亚运会的呢？
今年5月9日，就在河内宣布放弃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20多天后，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在一次公开场合谈论这件事时说，南京有能力举办亚运会。杨卫泽的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南京有意接办2019年亚运会，结果在网上遭到很多网友的抨击。南京市政府随后发表紧急声明，称南京市有意申办亚运会是外界的误读。
而在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披金挂银，再也不能像20年前那样博得全国人民的一致叫好，甚至还有声音对中国代表团在亚运赛场一家独大的局面表示担忧。
人们对亚运会的关注度似乎滑落到了低谷。金汕表示：“中日韩三国举办完奥运会后完成了‘成年礼’，国家走向成熟了。奥运盛会完成后，民众对亚运的热情自然减退。”
1982年，中国在新德里亚运会上首次登上金牌榜榜首后，再也没有让出过金牌榜首宝座，30多年来，亚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前三名也基本被中国、韩国和日本牢牢把控。
“体育赛事的最大魅力是结果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赛事对观众的吸引力就越大。”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海燕向记者表示，“这也是NBA为什么要通过赛制去平衡强弱队之间实力差距的原因，一项失去了悬念的比赛，肯定会失去观众。”
中国人对中国军团在亚运会大量夺金不是称赞而是反思，韩国人对家门口的亚运会缺乏观赛欲望，都与亚运会的大多数比赛已经不够精彩有关。而类似孙杨与朴泰桓的对决，林丹与李宗伟的争锋，此类代表着世界最高水平之间的对抗，在亚运会的舞台上仍然太少。
“运动队对亚运会的兴趣也在减弱，在竞技体育趋向于职业化和商业化的今天，具有商业价值的比赛越来越强势，”金汕表示。
亚洲网坛的最大牌明星李娜、彭帅和锦织圭，都不参加本次亚运会；因与世锦赛撞车，中、日两国女排和男子体操队伍也都果断“放弃”亚运，集中精力备战世锦赛。金汕表示，这是亚运会魅力下降的又一体现。
2013年10月，第6届东亚运动会在天津举办后寿终正寝，从下届赛事开始，东亚运动会将更名为东亚青年运动会，因为随着参赛国家对这项赛事越来越不重视，派出的运动员水平越来越低，东亚运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大幅度降低，这项赛事再不主动求变，将很可能走上绝路。
亚运会至少现在还没有像东亚运那样岌岌可危，但其前景也确实值得深思。
亚运会如何完成自我救赎？
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亚奥理事会决定，从2014年仁川亚运会开始完成赛事“瘦身”，除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外，仁川亚运会只增设7个项目。
广州亚运会新增的龙舟、围棋等项目，实际上具有很高的亚洲特色，但在“瘦身”的大原则下，均被仁川亚运会舍弃。
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看来，亚运会亚洲特色的呈现和壮大是亚运会保持魅力的关键，他认为亚运会可以朝着特色化和节庆化的方向发展，但这种观点意味着亚运会与奥运会全面接轨的现有发展模式可能会被推翻。
其实，有意申办亚运会的城市仍然很多，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认为，亚洲城市申办亚运会的热情一直很高涨，毕竟在亚洲范围内，亚运会仍是唯一覆盖全洲的代表着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因此，亚运会还没有到必须做出重大改革的迫切地步。
但越南放弃亚运会举办权这样的奇事，不管事出何因，都会对亚运会的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亚洲国家肯定会更加谨慎地考虑申办亚运会的问题。”黄海燕表示，“事实上，曾有专家指出，大型洲际综合性运动会就不应该由中小国家来承办，这些国家因能力达不到而去硬办，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性更大。”
雅典奥运会和巴西世界杯所遇到的问题，远远多过发达国家承办这些赛事时遇到的问题，就是明显的例证。
不过，这却与亚奥理事会让亚运之光普照亚洲的心愿相左——2012年，河内之所以获得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就与亚奥理事会希望看到中小国家能举办亚运会的期待有很大关系。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其社会效益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黄海燕表示，这种社会效益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而言，可能更有价值。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却往往又因社会发展条件的不成熟，不能对赛事进行有效利用，不能对国家和城市发展进行长期规划，这只会使大赛成为中小国家的沉重负担，而民众看不到大赛的社会效益，自然就不可能支持政府花钱举办这样的大赛。
这几年，中国办过的大赛不少，但南京市委书记稍一透露对亚运的兴趣，就招来较多非议，也与中国也没能有效利用大赛的长期效益有关。
因此，如何提升亚运会的精彩程度和观赏性，需要亚奥理事会进行协调和规划，黄海燕表示，中日韩三国竞技体育实力强大，不是这三个国家的过错，也不可能让这三个国家的选手在参加亚运会时故意偏让弱国和弱队，“怎样拉平强弱队之间的实力差距，亚奥理事会是应该规划、制定、和采取一些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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