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泽楷
昨晚，中泰男足之战的看台上有成千上万名球迷观战，在“红色海洋”中有一名球迷叫“张五一”。40多年对中国足球不改初心的热爱，让他堪称中国球迷的“范本”。张五一，本名张国坚，因为出生于五一劳动节，所以外号“张五一”。张五一是名普通的高校老师，就像人们给他起的另一个外号“球迷博士”一样，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痴迷中国足球的他，堪称中国足球的“活字典”。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中国足球处于高潮还是低谷，他都义无反顾地一路追随。
为中国足球留足迹
立志收集脚印千个
河南省郑州市经二路旁的小巷子里，有一栋破落的3层平房，张五一自费修建的个人足球博物馆就藏在这栋不起眼的平房里。这座博物馆名叫“蹴鞠堂”，自2012年11月对外免费开放，张五一自封蹴鞠堂“堂主”。蹴鞠堂由两间面积各约20平方米的房间打通，经过简单装修打造而成。
自1971年收藏自己看球的第一张门票开始，张五一从收集的上万足球藏品中挑选出最满意和最珍贵的藏品，搬进蹴鞠堂。堂内挂有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内各个年代的球衣、海报、奖杯、足球书籍和球星卡，连沙发、抱枕、床上用品及各类电器都与足球有关。
令张五一视若珍宝的藏品，是上百个他近年来采集的脚印，脚印的对象主要是包括容志行、年维泗和魏吉祥等人在内的老一辈中国足球人。张五一从2010年开始采集脚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张五一说，两件事的影响让他有了这个想法。2007年，一位四川籍抗日老兵找到张五一，这位老兵在收集其他抗日老兵的手印，张五一的父亲也曾是抗日战士，但已在2004年去世，那位收集手印的老兵责备张五一没能采集下父亲的手印。第二件事，2010年张五一去香港办展览，他在星光大道上看到了明星们留下的手印。
“当时就想，为什么我不能给中国足球人留下脚印？从香港回来后我就开始筹备，我想给为中国足球作出贡献的人留下点什么。”张五一说，“我一般只要中国人的，球员印脚印，守门员印手印，外国人像米卢这样的可以留个手印，我把他的手印叫做‘帅印’。”
目前，张五一除了四处看球以外，主要就是带着藏品到全国各地办展览，在此过程中他会寻找机会采集脚印。张五一说，他的目标是至少收集1000位中国足球人的脚印，在他60岁时成立一个中国足球纪念馆，纪念馆内挂满他采集的脚印。
朋友才是最大收获
希望女儿书写爸爸
痴迷足球40多年，给张五一带来了什么？张五一说，给他带来的朋友就是最大的财富。长年在全国各地看球，作为老师的张五一负担不起这样的开销。2012年以前，是一位叫陈仁锋的朋友在资助他。陈仁锋1997年年底曾破产，“那时他从深圳来到郑州，在我的宿舍住了一年，我前后资助他5000元。”张五一说，“过了两年他的企业又发展起来，于是他就开始资助我看球，后来基本上是我说去哪，他都资助。”从2001年开始，陈仁锋经常性资助张五一，但在2012年，陈仁锋罹患骨癌去世。
目前，张五一出外办展览都是受单位或组织邀请，有了经费保障才能成行。至于看球，“不管去到哪，都有当地球迷管吃管住。”张五一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交一万个朋友、会讲一万个朋友的故事、吃一万次亏、上一万次当、喝一万杯酒、做一万件好事。”
张五一曾把自己收集的资料编辑整理成一本书，名为《中国球迷风雨路》，从球迷角度介绍中国足球的变迁。但对于自己40多年来走过的球迷路，张五一说不会写书。“我是平凡的人，做的也是平凡的事，坚持做了40年，有了不平凡的亮点。但我不写书，写了书，人们看到就会说张五一就只是这样的，我不想把自己框在一个范围里。”
张五一曾跟家人说：“你不让我喜欢足球，难道让我出去吃喝嫖赌吗？”他的妻子、孩子从来不跟他去看球，在这方面，张五一是孤独的。张五一的女儿目前在香港读研，他曾跟女儿说：“我留给你的不是这些足球的东西，这些东西我留给社会，留给国家，我把我这40多年对足球的感悟和笔记全部留给你，将来你写一本书，就叫《我的爸爸张五一》。”张五一自己不想写书，但希望女儿将来能为他写一本书。
雪中送炭愚公移山
坚信阳光驱散阴暗
张五一自认把中国足球的负面看得很淡，“足球是个很伟大的游戏，我们不能把负面的东西看得太重，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张五一有个教练朋友，去年该朋友的女儿考试，张五一帮忙找辅导老师。有一天，张五一跟朋友的妻子说：“你们女儿考试，你丈夫操了不少心啊。”朋友的妻子当时就眼里含泪地说：“他哪有时间管啊，一训练就是一个月，天天不回来。”此事让张五一感触很深，“我们有很多连家都顾不上、连孩子都顾不上的教练，这么多足球工作者做了这么多工作，难道就都让黑暗的东西给抹杀了？”
张五一有两个为圈内人熟知的观点，一是“雪中送炭论”，二是“愚公移山论”。中国队无缘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张五一提出“雪中送炭论”：“中国足球的低潮不是悲哀，悲哀的是很多人因为中国足球落后而不关心中国足球。世界杯出线时很多人出来喊万岁，中国足球落后了他们就都躲得远远的。中国足球需要锦上添花，更需要雪中送炭，我就希望雪中送炭。”
2009年，中国足球的“打假反黑”让不少国人对中国足球失去希望，中国足球变成大众调侃讽刺的娱乐对象。当时的张五一很郁闷，于是提出了“愚公移山论”：“我们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我是看不到中国队夺取世界杯了，但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不能放弃对中国足球的追求、对中国足球的努力，坚持下去，我们早晚有一天要夺取世界杯。”
前天，张五一连夜坐火车赶赴武汉，在火车上得知国青队击败日本队，他很兴奋：“其实输赢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国足重拾信心，培养人才。”昨晚的中泰之战，张五一也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国人重拾对国足、对中国足球的信心。
对于世界杯，豁达的张五一也有自己的希冀：“我希望中国办一届最好的世界杯、空前的世界杯、其他国家谁也比不过的世界杯。最重要的是，世界杯有了中国队，才能算是中国球迷真正的节日。”
藏品多贵并不重要
服务社会才有价值
“小时候，我家门口就是河南省足球训练基地，我从五六岁开始看河南队训练，看着看着就爱上了足球。”这是张五一与足球结缘的源头。张五一观看的第一场足球比赛，是1970年国家队与陕西队的训练赛。次年，全国集训赛在郑州进行，“当时对那些门票喜欢得不得了。”张五一回忆说。年仅11岁的他把当时的比赛门票保留至今，收藏比赛门票也成为他延续至今的习惯。
张五一感到最自豪的两样藏品，一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各大报刊足球新闻的剪报，二是大量宝贵的图片和文献资料。“1980年开始，我一个人管一座图书馆和阅览室，当时我觉得全国哪家报纸的足球报道好，就订哪家的报纸。那时候足球报道最好的，第一是《广州日报》和《足球》报，第二是《天津日报》。”其实，早在1973年开始，张五一就经常跑到图书馆，把报纸上的足球新闻偷着剪下来，带回家做成剪报。
张五一收藏的文献资料中，既有新中国成立前多支足球队和各种比赛的资料、图片，也有中国足球职业化前各种比赛的秩序册，其中还有他自己记录的比赛数据。藏品中有一张1977年贝利和贝肯鲍尔领衔的美国宇宙队与中国队进行友谊赛的出场名单，出场名单背面还有贝利的签名，非常珍贵。但在张五一看来，这只是他所有藏品中普通的一件。
曾经有人想买下张五一的藏品，张五一故意开价2000万元，把买家吓跑。张五一知道，他收藏的文献资料对中国足球而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果发生意外，其中大量珍贵的文献孤本将就此消失。他曾想过给藏品买保险，但是，“保险费用太贵了。”张五一无奈地说。张五一不是国内唯一的足球收藏家，但可贵的是，他是其中少数愿意把多年心血拿出来展览的人。
张五一每次外出办展览，都会担心藏品因运输不当损坏。对于这些藏品以后的归处，张五一说：“我想建一个400平方米的中国足球文化博物馆，免费开放，能让更多人喜欢足球，就达到目的了。收藏是次要的，得让它们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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