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真实的卢元稹）
金牌，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有骨气的民族都视之为瑰宝。然而，与获取任何稀缺财富一样，争夺金牌必须付出代价并承担风险。这一代价主要是经济的，随着竞技体育的高水平化和高科技渗入，其经济代价越来越高，在奥运会上96％的奖牌归于发达国家就是一个证明。而金牌的风险则往往表现在政治方面。在中外体育史上，由竞技体育引发的民众骚乱、社会动荡，以至酿发“足球战争”等事件屡有发生。 1985年发生在比利时海瑟尔体育场的骚乱事件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女皇不得不向全世界公开道歉，就使英国政府大失颜面。 过去我们对获得金牌正面的政治效益议论较多， 如金牌对激发民族意识、爱国精神所起的作用等等，而对失去金牌可能隐含的一些负面的东西避而不谈。 今天，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回避这些可能造成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更不能将这些因素转嫁到政府身上，因此降低政府的权威性。
竞技体育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由竞技体育比赛结果的预先不可确定性决定的。因此金牌的归属往往会大出人们所料，如球王贝利每次对世界杯结果的 预测都大跌眼镜。 统计表明， 具有获得奥运会金牌实力的运动员只有30％能如其所愿。我国第七届全运会金牌是辽宁一骑绝尘，第八届上海后来居上，第九届广东首屈一指，第十届江苏一马当先，也充分说明金牌的归属具有很大偶然性。而且，竞技体育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还有一部分命运掌握在对手手里，甚至在裁判手里。奥运会的运动员有一万余众，而金牌只有三百多个，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人都是金牌的不成功者。如果将这样一个偶然几率极大的文化活动的责任归于政府，真称得上“命悬一线”。如果我们要求政府为杂技演员在“巴黎‘明日’暨‘未来’世界杂技节”的失手承担责任，如果因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失败我们要向政府讨说法，如果我们要求政府为一部电影未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获奖而向公众道歉，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痴人说梦。那么，为什么政府必须为竞技体育的金牌背书呢？
竞技体育是社会一种缩影和折射，对社会产生着强烈的反作用。在多元文化时代，社会的注意力日趋分散，而竞技体育是集中和调度社会注意力的主要文化方式。这就提醒我们应更加注意竞技体育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指向。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由于个别体育官员对洛杉矶奥运会成绩的误读，造成社会舆论的误导，“兵败汉城”后，全国上下指责声一片，一些批评直指政府。这一社会沮丧情绪的宣泄很快与当年通货膨胀造成的社会心理的动荡搅和在一起，其结果不言自明。这一效应如同2005年起源于非洲的一股小小的旋风，最终放大为席卷新奥尔良的飓风。
前东德体育给我们留下了的教训是深刻的，他们把金牌与政府的信誉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结果是成也金牌，败也金牌。他们的这部金牌机器效率惊人：从1968年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东德共积累了519枚奖牌，奖牌总数位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以人口平均来算，东德所获得的奖牌数量是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仅以这些数量而言，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到了这个时候，金牌已经成为勒索纳税人，讹诈政府财政的工具。随着1990年10月3日零时,分隔东西德长达50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地，东德体育的这部造梦机器也分崩离析。人们惊奇的发现，失去了政府直接资助的东德体育，在刹那间被动荡的时局摧枯拉朽般击碎，其速度之迅猛，其烈度之严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行业。有专家认为东德政府对体育的全面支持，特别是为其所投入的巨大物质资源是东德竞技体育迅速崛起的关键。而东德的这种“金牌体育”，以及对“金牌效益”的过分追求，打破了东德体育和谐发展的平衡。东德早期对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重视，到后期已经徒有其名。高水平竞技体育所起到的立竿见影、立等可取的效果，使国家体育的其他领域成为竞技体育的附属品，特别使需要国家巨大投资而见效缓慢的大众体育相形见绌，人们的体育权利、体育的社会公平无人顾及，这一点在柏林墙倒塌后，从东德人对前政权所经营的体育所表达的蔑视态度就可窥见一斑。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管理、经营、受益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全运会、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体育大会，以至省运会、市县运动会，实际就是同级政府之间的比赛。这就使各级政府很忙、很累、很担心，也很无奈，因为这些比赛都是以一级政府的信誉作担保的，也因此运动会的成绩成为部分官员升迁任免的根据，金牌排行榜，亦称“龙虎榜”在各级体育局随处可见，成了评判政府体育工作高下，体育官员业绩优劣的主要根据。前些年，每届全运会后都要撸掉一批体育官员，更有甚者，某省在全运会上失利，为了平“民愤”，有关部门在飞机场上就向刚下飞机的体育代表团宣读了免职名单，可谓雷厉风行。在这种高风险的压力下，促发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有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流行在体育界的两句名言就是这些现象的写照，第一句是“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能类项目靠钞票”， 第二句是“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假球假摔、冒名顶替、窜改年龄、贿赂裁判、分配金牌、违禁药物等许多问题，因有“坚强后盾” 支撑而屡禁不绝。同时， 由于政府科层管理的特点，国家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被各级行政肢解，奥运战略、全运战略、省运战略、市运战略各行其是，难以统一起来。去年闭幕的一届大型全国性赛事，引起舆论的普遍非议与责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在竞技体育中的位置不当，并背负起了沉重的十字架。
为了规避政府对竞技体育承担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采取的方法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正确处理政府与体育社团、体育企业之间的管、办关系，政府重在制定规则和监督规则的执行，要让体育社团真正走上具体操办竞技体育的第一线，有些职业化的运动项目要允许企业化经营，要让他们承担起社会责任，分担各种风险。政府则可以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解脱出来，保留指导权、监督权、评估权、批评权和部分任免权。第二，改变竞技体育经费下达方式，由事业经费改为社团资助经费，就竞技实力和运动成绩，对各级不同运动项目的体育社团做出评选分类，决定给予社团和运动员的资助数量，从此彻底改变政府作为竞技体育投资者、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的形象。第三，有的国家在政府中索性不设竞技体育的专职管理部门，仅保留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的管理部门，将竞技体育的管理权交由国家奥委会和单项运动协会。这就彻底规避了竞技体育可能给政府造成的危机。这一点在我国目前还难以实现。
应该看到，与群众体育不同， 竞技体育不完全、 不一定是社会的公共产品，如篮球的姚明、台球的丁俊晖、高尔夫球的张连伟，明确竞技体育的这一社会性质对摆正政府在竞技体育中的地位是有益的；同时，淡化对金牌的政治解释，调整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重建民众的体育价值观念，对缓解政府这方面压力也是有益的。
（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