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兵和他所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职业球员在九年的职业生涯里向我们展现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和行为特征就是，一身时而让人心动的侠骨，时而让人侧目的匪气。不过无论是“侠”，还是“匪”，都开始摆脱或是远离我们熟悉的由庸人和常人组成的正常人概念。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职业人”这一陌生概念的逼迫和指引。 所谓“职业”，其实只能用作冰冷价值判断，并不涉及温热的道德判断。一个不敬业的人可能一事无成，却未必是坏人，一个敬业的人可能富甲一方却未必是好人。比如说，贼。可惜的是，黎兵一代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刚刚接触职业足球之后，他们马上就接受了敬业的要求，这是一种对他们所从事职业的基本要求，即忠诚。其背后隐藏的是纯粹功利主义的严肃和冷漠的面孔。一个标准的职业人，就是以从事自己的职业活动而获取利益的，他对职业的忠诚应该拒绝所有与职业相冲突的欲望、要求甚至感情。这一点黎兵们显然很难在一时之间做到。他们像我们一样不自觉地在职业的概念里添加着道德的温情。就像许许多多从国营企业走向私营企业的雇员们，在开始熟悉自己纯职业工作的同时无暇再顾及旧日复杂、庸俗却又极可能是温馨的情感交往世界。一个讲究效率的时代拒绝的是啰嗦，一个讲究职业的集体淡漠的是交往，一个忠诚于自己职业的敬业者必然是高效的，却很可能是古板和孤独的。 如果说那些情感细腻、有相当知识储备和文化阅历的人群面对这一角色的变迁，所能做的或许只是夜深人静时候的沧然回首，或是充满小资情怀的一声叹息，但黎兵和他身边一起在训练场上疯跑着长大的青年，在职业的改造和逼迫下却终于被异化成了游走在“侠、匪”之间的中国第一代足球职业球员。 因为职业的要求，他们忍受了超常的竞训痛苦，于是“敬业”成了一句“侠之大者”般的赞誉，而非本分；因为职业的束缚，他们酗酒泡吧一类的放纵，却被人们当成了十恶不赦般的匪行。他们自己也习惯于这种评判，于是要么踌躇满志、侠气纵横，要么鬼鬼祟祟、匪气森森。他们和我们一起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他们的职业本就是陪酒员或是夜总会领舞，他们很可能不敬业地偷偷跑出去踢几脚球。职业，在他们身上播撒的第一缕光辉因陌生而显得刺眼而寒冷。 在黎兵这一代球员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推举出许许多多大哥级人物。这一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球技和在队中起到的领军作用，更是因为他们与自己后辈球员相比拥有着无法言传的沧桑，他们把这种沧桑焕发成对自己身边兄弟的维护，不自觉地以这种江湖集体的形成和维持去对抗职业生涯里各自为战的情感孤单。范志毅、魏群、郝海东都是这些人物中的重要代表，他们几乎是依靠年轻队友对自己的围拢从而热热闹闹地走向了自己职业球员生涯的黄昏。 当然，排解职业的孤单感并非仅仅只有充任大哥这一种选择。这一代人中的“浪子”高峰就选择了独来独往，他仿佛是故意以一种玩世不恭和桀骜不驯的做派来显示自己杰出的才华和孤单的苦难，尽管这一选择造成了世人对他的毁誉参半和至今的形单影只，不过我们今天或许能够解读他为自己固守的辛酸和欢乐。工作，在带给我们金钱的同时占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职业，规定了我们所有的人想干的事情不能去干。中国第一代的职业球员几乎是第一个懂得了金钱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更是第一个感受到了金钱与自由之间的悖反。职业的利益让他们拥有了放纵的资格，却因此丧失了放纵的理由。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在他们行将告别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再重新提起那些所谓的“匪绩”。当敬业在黎兵们的年代里还仅仅是要求而远远没有成为习惯，我们就无法去过多地指责他们在酒吧里的放纵，就像我们已经不再习惯歌颂他们这一代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利益而流下的血汗。 张锦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