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目击忏悔信和4万元钱 和他谈完后，我们快马赶到浙江省体育局，那边，陈培德正等着接受我们的采访。进到陈局长的办公室，他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坐，把四个领导都叫来，一起和我们谈。陈培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非常正，在电影里他可以当正面角色。他说话有眨眼的毛病，使我想到一句话：撒谎的人都爱眨眼。陈培德是个爱撒谎的人吗？阎世铎专门讲过要我们了解一下这边人的动机，我认为他特指的就包括陈培德。我承认，我对所有的官员都没有好感，在官场混的人都很虚伪，陈培德为什么是个例外，他这样抗上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他已经58岁，快退休了，所以，下岗前出把风头？应该说，我对这个反黑斗士是存有戒心的，我要摸摸他的动机。 我先谈了谈我们此番的来意。他们五人认真地听。不知为什么，在这间办公室里，我有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有种到家的感觉。毕竟，这是一级组织，和经商的宋卫平不一样，我不知不觉地消除了戒心，把我们和阎世铎的交谈内容转达给他们。 “阎世铎对我们说，让我们把他态度转达给你们。”陈培德的眼睛和宋卫平听到此的目光一样，立刻闪现出异样的光彩。看来，他们都非常重视中国足协的态度。 “他说，中国足协对主动揭黑的人积极支持，足协的态度是查出一个，处罚一个，绝不姑息，绝不手软。现在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局面，讲话的人要负责任，有证据的要拿出来。”我没有把阎对他们动机抱怀疑态度的话讲出来，怕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听完我的话，陈培德马上表态：“我对他的话非常不理解。什么叫覆水难收，什么叫拿出证据，这表明了中国足协根本不信任我们！” 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怀疑是否错误地转达了阎的话。看来，他们和足协的宿怨太深，把话听反了。阎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他们揭黑了，难道。。。。 几个人都跟着陈培德表态，声讨足协。 我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写内参给中央。可以说，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予了新华社这种反映内参的特权。希望你们能把手里的证据都拿给我们看，宋卫平昨天已经拒绝给我们提供线索。 陈培德听后，一面眨巴着眼睛，一面郑重地表态：“现在，我们只信任两家新闻单位，一个是新华社，一个是中央电视台。其他的媒体我们都不接受采访。这样严肃的问题不能炒作，我们要重证据，对涉及到的裁判也不宜过早公开。我们手里现在掌握了一些证据线索，比如那封匿名信和退回的钱。我正在积极地做宋卫平的工作，让他尽快地拿出更多的证据，打破目前的僵局。我对他说，你开始做的事情是有功的，但是你现在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就变成了运动的阻力。我认为，这次体育界的反腐败要从揭黑开始，打假、扫黑、最后要带出贪官来。 “在打黑过程中应该有政策出台，媒体应该有一点呼吁。你们新华社昨天发表的那篇评论很好，政策环境是个前提。现在，只有绿城和吉利两家俱乐部站出来，我们要以此为突破口，让其他俱乐部的老总们消除顾虑，这里面有个工作策略问题。我建议，如果给了政策还不讲，就要来硬的，对宋卫平和李书福施加点压力，让他们交出证据，并且组成调查小组。我还建议中央对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估计。足球这么多年，绝不仅仅是假球和黑哨的交易，必然有足球官员，甚至更高层体育界官员落水，可能某些人还在领导着这场斗争。我们必须要上下联动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我打断了他的发言，说：“我们能不能看看那封匿名的忏悔信和四万块钱？” “可以。”陈培德一点没犹豫，让人去档案室去取。 取的人拿来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陈培德打开时，我说“慢。你们已经用手动了这些东西没有？“ 陈培德的手立刻缩了回来，紧张地问：“怎么了？“ 我说：“今天检察院的人说，如果你们有经验，应该封存这些证据，上面有匿名人的手纹，以后可以作为证据。” “坏了，我们没有注意这个，已经拿过许多次了，”陈培德懊丧地说。 “那就算了，没关系。” 陈培德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浙江省体育局的信封，说：“我们把它专门封藏在档案柜里，这里面是那封信。” 他把信摊在桌上，我看到了这封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的白纸，上面的内容我已经快背下来了。接着，陈培德取出了四叠钱，一万元一叠。我仔细看了看，发现捆钱的小纸条上印有小字，那是出纳员的名字，一个叫陈雅娜，另一个叫钟颖华。 我们问可以不可以拍照，陈培德答应了。小方以他为背景，把钱和信拍了好几张。陈培德一脸正气地端坐着，显得比判官还严肃。有个官员提醒他，您太僵了，陈培德调整了一下表情，这下可好，更加僵硬起来。我觉得他可以当作一个铁面无私的官员化身。他甚至提到，“你们以后有谁写电影剧本，我愿意无偿地出演一个角色。”让他主演电视剧里的反黑官员倒真的很合适。 陈培德开始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表示他对体育总局的不满。他讲到了全运会前后他发起五省六市反对兴奋剂的情况，讲到总局有个官员批评他不遵循组织原则，胡乱讲话的事情。他讲得非常激动，我能看出他是个不怕丢乌纱帽的清官。接着，他让几个体育局的领导也表表态。 陈培德明确提到：中国足协里肯定有贪官。我让他列举些证据或线索。他说，“我从可靠人士处得知，足协高官某某出国时在赌场，出手非常大，远远超过了他的收入，这证明他有问题，可以查一查。另外，足协原来的中层干部自己有两部车，他的收入绝不可能使他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也是有问题的。还有，听人说，还有其他高官也不干净，有操纵假球的嫌疑。” 我记了下来，但心里说，这可不算证据，道听途说的事情多着呢，光怀疑不能写进内参。 “您手里还有什么证据？” “我和宋卫平、阎世铎早些日子在北京有过一次秘密见面。当时，阎已经听到了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当时决定先揪两个裁判出来，一个由宋卫平负责，一个由我负责，分头去做工作。我给一个姓方的人做工作。此人是绿城专门做裁判工作的中间人，原来在我们体育局工作，我和他比较熟。我劝他写书面的揭发材料，他提出一个要求，写完后回我们体育局工作，我原则上答应了他。但是，后来我去了全运会，这事搁置了下来。宋卫平那方面做了写这封忏悔信裁判的工作，钱退了回来，但宋卫平不和我说那个裁判到底是谁，因为，他已经承诺要保护他。听说这个人是北京的，是个老师。我们还了解到有个杭州裁判，现在已经被停哨，此人是个黑哨。” 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比从宋卫平那里摸到的材料扎实的多，看来，组织对组织就是可以取得信任。我们感谢了陈培德。临走前，他提出一个要求：“写完内参可以让我先看看吗？” “陈局长，这个恐怕不行。我们有纪律要求，内参不能给人看。”我为难地说。 “我懂了，多联系，需要我的话，随时打电话。” 回到旅馆，我和董华取得了联系，我催他说：“老阎的稿子修改好了没有？我们的内参不能等，你催催他。” 董华说：“我这两天都很少见到他。他正自己写呢，你们再等等，快了。” 阎世铎要自己写？我感到十分的惊讶。他的观点我们已经知道了，内参怎么能用被采访人自己的稿件呢，看来，阎世铎一点都不懂内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