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国门精神抑郁 中年张惠康病区生活和生计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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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6日10:27
体坛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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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告别张惠康，我们的心情极其难受。前代优秀国门，因病失去了工作能力，现在连基本的生存都有困难。这是为什么呢？我忽然想到了与张惠康有同样境遇，但结局更惨的前优秀举重选手才力，生前也是非常窘迫，以致不治。
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现在的苦苦挣扎，是曾经为国效力而作出极大牺牲的必然结果吗？曾经为他们欢呼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为他们做些什么，都应该寻求一个能够让曾经为国家、民族赢得骄傲的每一个人，提供一个温暖的社会环境和解决后顾之忧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后来者更加投入地去为祖国争取光荣！
记者葛爱平上海报道 6月5日，我的心情一直非常难受，因为我探望了张惠康。
张惠康住在医院里。医院的全名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从这个名称上，不难知道张惠康生的是什么病。
医院
我是在下午，根据张惠康母亲提供的地址来到他住的医院。医院位于上海凌零路宛平南路口，这在上海是个非常不错的地段。医院环境非常好，假山、草地，大树，在一片车水马龙的闹市区里，这块绿地显得尤其静谧。
经请示了医院宣传科，门卫终于放我们进去了。门卫向我们解释道，现在是ＳＡＲＳ时期，外人一般是不能进去的。宣传科的同志还专门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了病区。
进入紧闭的病区大门，看到进进出出的护士医生随手备着钥匙开门、窗户上特别狭窄的铁栏杆，提醒我们这个“中心”与一般医院不同。
门打开了，一群穿着白底蓝条病服的病人，都挤在门口向外张望。“张惠康，你朋友来了，怎么不来迎接？”护士高声叫道。“刚才听说你们来，他还特意关照我们快点开门呢”，护士笑着对我们说。“阿康，侬朋友来了，快出来，”几个病友也快活地帮腔，在这个几乎闭塞的空间里，有生人进来，还是让人开心的。
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胖人远远地走出来。多年不见，这个人与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但从他走路微微弓的背的形态上，我还是认出，他是张惠康。过去，当张惠康在端线抱着球走到球门线上准备发球时，就是这个步态。
张惠康是去年年底第三次住进这家医院的。据她母亲说，本来张惠康过年时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考虑到春天易发病，便想等到三四月份才让他回家，不料那时开始了“非典”，“想来想去，还是待在医院保险，于是，就让他一直住到现在。”
据医生说，张惠康长期从事的守门员工作以及一次扑球时头部撞在门柱上引起的脑部震荡，与他的病有密切关系，当然，他过于内向的性格，恐怕也是一个因素。
张惠康胖了很多，宽了很多，脸上的肉都挤在一起了，但是看到我们，他还是笑了，笑得很开心，很天真。
“去吧，好好招待你的朋友”，护士拍拍张惠康的背。扭过脸来，她很赞赏她的这位病人：“张惠康非常老实，非常好弄（指听话），真的。”她打开了一间会客室，把我们让了进去。从满屋子的烟味和桌上摆放着的许多烟缸上，我分析这可能也是病区的吸烟室。
我们的谈话从1989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决赛开始。当时，我与他都在新加坡，只是角色不同，张惠康守门，我写报道。在会见他之前，我设想了许多聊天的话题，最后还是决定从他最感兴趣，也是印象最深的地方着手，那就是足球，重要的足球比赛。
“你还记得在新加坡的比赛吗？”“怎么不记得”，可惜我们最后一场输了……”张惠康回答。
“新加坡的5场比赛，你上了几场？”“上了两场，一场对阿联酋，一场对卡塔尔。”张惠康的回答很利落。这一些过去，都深刻地记忆在他的心里。这是个伤心的话题，张惠康说的这两场比赛，都输了，而且都是1比2。尤其是最后一场对卡塔尔，直接导致了中国队的出局。“这与你关系不大，当时队伍都乱了，我记得很清楚，两个球都是对方反击得手，当球到你面前时，你面前已经没有后卫了。”我向他解释，他笑了笑，没有吱声。
从言谈上，尤其是在他谈快乐的话题时，你几乎感觉不出，眼前的这位，是一个精神病人。但是当他陷入无言的沉思时，从他略有些呆滞的目光上，从他略微有些慢的反应上，才能察觉到他的异样。
眼前的张惠康，就是在十年多前，还是一位灵活勇猛，敏捷凶狠的守门员，亚洲最佳门将。私底下，他有时也爱开些玩笑。记得那是在1984年南京举行的足协杯赛，他从一位广东记者那时学了一句广东话，“先生，有毋港纸呀”（先生，有换港币吗），学得活灵活现，逢人就用，就像个爱逗乐子的小师弟。如今，那个活泼的小师弟不见了，那个生龙活虎的门将也不见了，却变成了眼前这位神情呆滞、沉重、寡言的中年人了。
家庭
在探望张惠康之前，我还专门去了张惠康的家。
张家位于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普陀区曹扬新村。张母说，惠康8个月时，我们就搬到这里，一住就是42年……
张惠康与父母亲住在一起，这是一间30平米的两室一厅房间。走进门是一个小小的过道厅，厅虽小，但还是摆放了一个玻璃橱，橱里面，全是奖杯，奖章和锦旗，不用说，这都是张惠康挣来的。看着我们仔细地观看这些布置，72岁的张母叹了口气说：“看这些有什么用，都过去了，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那些奖杯，还是我去要回来的，张惠康风光的时候，上面拿了去作陈列，后来，也没有人管了，陈列的地方都是灰，我就把它们捡回来，擦掉灰放回家里。我想，如果我不去拿回来，等我死了，这些也没有人管了。”老人说着，流了眼泪。
家里极平常，没有一件通常意义上的奢侈物。天花板上是过去装潢房间时很流行的石膏吊顶，地上铺的地板，油漆已经剥落，露出了白白的木头底色。两间房间，一间父母住，一间张惠康住。张母指着里间说，“我们专门把大的一间给张惠康”。这是一间打通了阳台的房间，加起来面积可能不过15平米。一张旧式床，铺着旧被子，床边窗台下放着一只木厢，充作床边柜，加上一只旧衣厨倚墙而立，就是这位前国门的全部世界了。
1993年退役到现在，张惠康日子过得很清苦，现在除了每月到体委领取900多元的退休工资外，再没有别的收入。而900多元对于他这个病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张母说，她每月要去医院付张惠康600多元的住院费，“他连自己都养不活呵”，张母说着，又抹起了眼泪。
“我真是个苦命的人。过去我是纺织工人，三班倒上班，钱赚不多，但是为了培养张惠康，让他好好踢球，有出息，我日里夜里颠倒做，想想真苦呵，终于，张惠康有出息了，我脸上也有光，只要小人（指孩子）有出息，我吃再多苦也值得。谁知道，他生了这个病。
“那一年他去香港踢球，王后军（当时上海队的主教练）让他别去，但是他想，他在队里，小队员上不来，再说也想去闯一闯，就去了。在香港，他住在球场边的房子里，什么都要自己弄。他从小到大从来不会烧饭，到那里样样都要自己来，怎么行呢？一直是随便弄点吃的，把身体也搞坏了。在那里，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他越来越孤单，性格也越来越不好。
“回来后，我开始还不觉得，只是觉得他的话越来越少，想想也没有关系。没想到后来，他饭也不想吃了，一连6天不吃饭不喝水，我急死了。后来大女儿打电话到足协，足协来人把他送到医院检查，说是得了忧郁症，你说这是怎么得的？！我当时听了，急得哭了。让他去医院，他不肯去，我就每天自己去弄药，到处讨药方，劝他吃，后来去医院，也是硬逼着他去的。
“十几年来，我哭天哭地，眼泪都流干了。为了让他开心，多讲话，我们家里人都学打麻将，再教他，陪他打，我有四个孩子，但是为了他，我真是操碎了心呵！
“张惠康一直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总得找点事做做呵，东托人西托人，帮他找了个事，但后来还是让回家来。去年上海开市运会，区里组队参加比赛，开始让他去当教练兼队员，他还挺开心的。但是到后来比赛时，他基本上没有上场机会，甚至连运动员证都没有。他心里不开心，但人太老实，又不会去说，就不去了。他说，我去比赛，讨张运动员证还要看人家面孔。我晓得他的心思，只能安慰他，你本来就是去玩的。开始让他去训练时讲好，一个月七八百元，但是到后来一共只给了他三百元。张惠康是这样，不开心的事情又不会说，一直憋在心里”。
生计
为了解决张惠康的生活问题，市彩票中心照顾他，让他卖足球彩票。小小的彩票亭设在马路边上，生意还可以。但是这个小小的彩票亭子，现在也成了心病。平时顺便卖些香烟饮料，却被人偷了三次，张母不得不每天收工时与去年得过脑梗塞的张父，相互依撑着走上十多分钟的路把货品带回家。为了这个亭子能够安安稳稳，这位能干的母亲还不得不四处向“有关部门”上下打点打招呼。根据规定，两个彩票亭子之间最小间隔不得小于300米，但是就在不久前，不到100米的旁边，又生出了另一个卖彩票的亭子，硬生生把生意都拉走了。张惠康的姐夫去有关部门反映多次，没有一点作用……
在张惠康非常困难的时候，有两个人一直在默默地尽力帮助他。这两个人，一个是张惠康的教练桑廷良，一个是张惠康同区同代的运动员、前国家女排主攻手李国君。桑廷良几乎隔一段时间要去看看张惠康，为了张惠康的工作问题，他也帮着跑了许多地方。为了“摆平”那个小小的彩票亭子，李国君也上下走动疏通这一切，都是为了张惠康能够自食其力地生活。而现在，这一切还不能做到。想到这里，张母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现在是撑着身体，为了儿子。如果我不在了，张惠康会怎么办呢？儿子女儿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谁来照顾他呢？我现在靠着我和老头子的退休工资，每天4点半起床弄摊头（指亭子开门），晚上11点关门睡觉，老吃力的，但不做又怎么办呢？我已经70多岁了，站在十字路口了，不晓得今天出去明朝还能出去不，但是为了我这个儿子，没有办法，我有口气就要帮他。张惠康小时候很乖，很听话，很争气，啥人晓得现在得了这个病，我晓得，这是命，我命苦呵……”
西去的阳光，洒在张惠康的笑脸上。他在回忆当时国家队的征程，为了拍照方便一些，护士给他换了一件运动衫。在换上球衣的张惠康身上，在他陶醉在过去的回忆的灿烂笑脸中，我看到了十年、二十年前的张惠康。
我向他告别，祝他开心，他低着头，像个孩子，握着我的手，翕动着嘴唇低声表示感谢。而后在护士的陪同下，转向走向病房，慢慢地，宽大的背影消失在病区里，随后，“格”地一声，病区的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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