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式微之际，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君主立宪制，然而却又不甘心将军政大权拱手交出，于是弄出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怪胎。其中心思想早就明确了，即立宪可以，但谁当阁臣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反正最终解释权在清廷。因此，最后确定的13名内阁成员中皇族倒占了5名（一说7名），至少满族9人是绝对过了半数，将来无论搞举手表决还是无记名投票，想必早就有约在先了。

　　这种情形与中国足协的转会制改革颇有相似之处，民间呼唤自由转会五六年了，可是足协依然死死抱住挂牌制不放，即使迫于舆论压力，将自由转会的名额逐步放开到3人，依然死要面子地维持着摘牌大会的“皇家威风”。其实三个自由转会名额的规定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各队的实际需要，毕竟人家队伍原来还有主力阵容班底，毕竟每队还有三个外援名额可以解决本质问题，毕竟哪个俱乐部的钱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位置都买大牌……因此我们倒有理由相信：真到了1月20日转会摘牌那一天，26家俱乐部大眼瞪小眼，“弃权”之声此起彼伏，吆喝到最后也没有一两个成交的。也就是说，经过甲A十年的流动和磨砺，经过多年双向选择，尤其是经过今年为中超名额而战的赛季，多数当打之年的球员基本上都有一份稳定并相对长期的工作合同，个别如肇俊哲、李金羽者，如果转会自然早有接洽，也轮不到上榜那一天。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问足协：在3个自由名额之外，大牌用不上，小牌没有用的摘牌制究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然而，一贯以中国足球的管理者而非服务者自居的中国足协坚持维持摘牌制自有其道理，为平衡各队实力，足协规定每队拥有国脚的总数被限定为4人，这固然是受到多数俱乐部欢迎的均贫富政策，然而“谁是国脚”的问题却又留下了极大的回旋余地，足以体现足协生杀予夺之大权。首先，国脚的名单由足协而非国家队主教练决定就足够耐人寻味；其实，既然国脚名单对各俱乐部的转会及实际利益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就应该提前确定，以一年当中什么时间的国脚名单为准，比如12月第一次集训还是截止到转会之前全年最后一次集训。第三，国脚名单是个变量，主教练有一万个理由随时考察新人或变更人选、人数，对于各俱乐部必定造成“吃亏”或“占便宜”的错误判断。那么国脚名单究竟以谁为准、以何时为准、以多少人为准？足协应该立法在前、应用在后，而不是语焉不详、立法滞后并因多义歧解造成新的矛盾和纠纷。

　　何以如此？恰是司马昭之心。其实中国足协最该做的就是给自由转会立法，一切写在明面，一切写在前面，言简意赅，一目了然。而它死死抓着最终解释权不放的动作再次提醒我们：咸与维新的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二次革命同样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