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脚步》连载 作者王灏铮
用什么样的荣誉换这三个脚指头我也不愿意，王勇峰的妻子说
王勇峰后来已经无法回忆出挂在梯子上的细节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他对自己说：我得活着回去，必须活着。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有人在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当我爬下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我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常。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7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希望。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7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栓，如果栓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三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我一头栽进帐篷，即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任何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有划着火。连口水也喝不成了，反正氧气救了命。
再说成功突击顶峰之后，西藏队员和台湾队员都于当天返回了7790米的5号营地，唯独不见王勇峰。
上山前，王勇峰进行了最后一搏的准备，把装备精简到最少，掂了掂报话机，一琢磨：死沉死沉的，也未必有用，干脆丢下。这样，大本营无法联系上他，整个世界也失去了他的讯息。
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
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们整夜未睡，守候消息。
天一开始蒙蒙亮，曾曙生和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就没离开过望远镜。
对于所有等待王勇峰的人来说，28小时，都仿佛是一同经历了一个走不到黎明的黑夜。
在山上，失踪24小时就意味着雪山留下了她的儿女。可曾曙生就是不相信，王勇峰回不来了。
北京在等他的消息，没有他的消息，谁也不敢通知家属。
曾曙生死死地盯着望远镜，好似眼睛要盯出了血，让自己的表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当表针指向了10点30分的时候，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上，一个晃动的小黑点出现在望远镜里。
这个时候，28小时已经过去了。
大本营哭声一片。“王勇峰活着，王勇峰活着。”人们哭着，喊着。
某种意义上，对于1993年来说，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并非5月5日成功登顶的那一天，而是5月6日的10点30分。
王勇峰简直是死而复生。
他身上穿的那个橘红色的羽绒服被他看成是一个幸运的象征，贴了无数块膏药和胶布之后，也是他最钟爱的一件衣服，每年冬天训练攀冰的时候，他都会穿着那件羽绒服。
看到了山上晃动的黑点，人们的心更紧张了。在那样的高度，王勇峰能否安全下撤，成为一个新问题。大本营通知在4号营地等待的马欣祥，迅速上到5号营地，接应王勇峰下山。
4号营地在海拔7028米，5号营地却是在海拔7790米。马欣祥二话没说就出发了，实际上，这已经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了，7790米，是马欣祥1993年登得最高的地方，他没有想到自己是在挑战极限，惟一的想法是：把王勇峰接下来，一定让他活着下来。
山上的王勇峰不知道山下的一切悲喜，他集中了全部心力，为了一个目标：安全下撤。他回忆：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看来，这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但是，现在我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决无力气再返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5号营地。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5月6日下午，刚一出5号营地的帐篷，王勇峰听见有人一声声喊他的名字，以为是自己在幻听。
突然，眼前一个人扑了上来，抱住他大哭起来。
定睛一看，竟然是马欣祥。
“你上来干什么来了？”王勇峰一脸茫然，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会有人上来接他。
马欣祥一听，又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把山下的情况讲给王勇峰听，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起来。
直到马欣祥见到王勇峰，大本营正式通知北京：王勇峰安全回来了。
这时，已经是5月6日下午6点了，北京下了一天的雨。
一直守在电话旁的李致新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站在办公室里直转圈。
庆祝，一定要庆祝。他险些失去这个生死兄弟。
整整一夜，李致新没有睡，和几个朋友枯坐着，忍受着等待的煎熬。
他飞奔出登山协会，急着回家通知和他一样焦急的朋友们，连续两次，他都没有骑上自行车，摔了下来。
他相信自己的朋友不会有危险，可真的得到消息了，也实在难以克制兴奋的心情。
回到北京，王勇峰连家都没回，被直接送进了积水潭医院，右脚的三个脚指头严重冻伤，只有截去了。
这个30岁的登山家从此成了三等残疾人。
在中国登山队，很多队员都有严重的冻伤，尤其是早期的登山活动，装备的落后和登山途中的意外使很多队员都有冻伤，仅在1993年海峡两岸攀登珠峰的活动中，就有13例冻伤，中国登山队教练罗申因为在暴风雪中脱下了鸭绒手套系帐篷带而失去了右手食指，对于这个攀岩教练来说，手指比什么都重要。
推进手术室的时候，王勇峰说，怎么比挂在岩壁上的时候还害怕？
他的妻子一直在一旁默默地掉眼泪。
她说：“用什么荣誉换这三个脚指头我也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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