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顶之灾

　　１０月３１日，对我来讲是“黑暗的一天”，对中国足球来讲是又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天。

　　这一天上午，戚务生突然找我，说要回家看看。

　　“下午就比赛了，怎么现在要回家呢？”我感到十分诧异。

　　“不知道是谁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我走了。”大戚生气地说，“我母亲今年九十多岁了，耳朵听不清楚，听说我‘走了’，以为我‘死了’。我在电话里告诉她，我没事，好好的，可是她老人家就是不相信，非要我回去，她要亲眼看看我。”

　　“那快去快回。”我催他快回家，省得老母亲着急。

　　一个指挥员，下午就要拼死相争，可有人居然在背后干这种事！

　　如果主场胜卡塔尔，我们就能迅速追上伊朗和沙特。然而，我十分担心运动员心态的变化，一是轻敌与自信的概念不清，二是遇到挫折适应能力差。为了使运动员心态变得积极起来，我采用了在五星红旗前宣誓的办法，激励大家把下午的比赛完成好。然而，效果不太理想。

　　比赛时，我坐在主席台上，前二十分钟我队打得有声有色，二十三分钟时高峰立下头功，但我的潜意识在大好局面下有点担忧：可千万别再现４０多天前对伊朗的那可怕的一幕。伤停补时两分钟，对方射中一球，上半时１比１平。下半时一开始，队员们向卡塔尔门前展开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但未破门得分，反而被对方连续攻入两球，我队竟以１比３落后。虽然范志毅又奋力打入一球，但结果仍令人万分遗憾，２比３，我们败在卡塔尔队的脚下。四万名现场球迷和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怎么也不相信，竟会发生如此悲剧。

　　这是最不应该输的一场比赛，是我终生不忘的一场比赛，它给球迷、给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一记迎头重锤，使他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愤怒、绝望……

　　当晚，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前，成千上万的球迷向球队、向教练和球队的领导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我和戚务生在房间里坐着，他吸着烟，我默默地望着天花板。两个共同战斗了四年的战友，在一场关键性的比赛中，都成了失败者。两颗壮志凌云的心，被这场不该输的比赛戳得面目全非。

　　我们一直坐着，没有说话，只是听着等着窗外球迷的吼声渐渐远去。我双眼模糊地望着天花板，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就这样静静地迎来了东方的曙光……

　　在第三次西征客场挑战沙特１比１战平后，国家队回到大连准备最后一场的告别赛，这是戚务生离开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

　　面对失望、愤怒的球迷

　　１１月１２日清晨，大连市显得那么沉静，空气又十分清新，阳光已经洒满了整个大地。吃完早饭，全队照例召开了准备会，主教练布置下午与科威特的比赛，运动员们仍坐在自己习惯的座位上，领队也按照惯例主持会议并提出要求，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全场静静的……

　　下午，队员起床很早，带好比赛用具早早地坐在车里等候。没有人讲话，大家都默默地做着每次比赛前的准备：医生抬着矿泉水、药品和必备的装备，值日生抬着两大堆练习球，翻译带着运动员护照和身份卡，教练员带着笔记本、秒表……

　　我最后一个走出宾馆，距离出发还差十分钟。刚一走出宾馆，映入眼帘的场面把我惊呆了——上百名球迷在寒冷的天气里光着上身，头系白布带和红布带，上面写着“我不服，我们不服输”、“誓死冲出亚洲”、“为足球而死”。他们单腿跪在冰冷的地面上，每个人紧紧攥着约有一百平方米大的五星红旗，不少人胸前涂抹了红色和蓝色的颜料，上面写着“我哭、我泣中国足球”、“我悲、我伤中国国家队”、“我不死，誓死捍卫中国足球”。没有人讲话，只听见“呼呼”的风声，沉重、压抑……

　　还有两分钟比赛就开始了，我们走上了主席台。

　　“王俊生下课！”“打倒王俊生！”“王俊生滚蛋！”刚开始是一个人喊，随即是主席台周围上百人、上千人喊，其后是全场上万人喊。

　　我站起身，望着距离我最近的观众。他们都举着手臂，握紧拳头，没有指挥但非常有节奏地呼喊着。他们悲愤，他们不满，他们对曾给予无私支持却不能实现他们梦想的人以暴风骤雨般的发泄。

　　当上万人都同时举起拳头，发出同样的吼声，这意味着什么？我当时脑子里空白一片。周围的领导同志都向我投来了同情和鼓励的目光，我坚持着，一直到比赛结束，一直到中国队终于以１比０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