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爱上登山的人都是诗人，也许我是孤陋寡闻。

　　第一次知道登山家马洛里那句著名的关于为什么要去登山的回答“因为山在那里”，是从一个中学生嘴里听来的，因为这句话，因为一场登山报告，他们全班男生都疯狂的崇拜起中国登山队。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见过马洛里同样著名的那张留在珠穆朗玛峰上的遗体照片。1924年，马洛里在攀登珠峰时遇难。1999年，一批美国、德国登山专家在珠峰上找到了他的遗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第一反应是震撼：那实在是属于马洛里式的告别。

　　在崎岖的山石间，他俯卧的遗体的四肢和他的登山用具已经被风化，但惟有脊背一处却保存完好，光洁的皮肤甚至还映着阳光。我小心地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登山专家说，这是因为当初压在他背后的那块巨石因为某种原因滚落了，所以他才在山难之后的77年被同行发现了。

　　这张照片成为“山在那里”的最好脚注。“因为山在那里”，所以年轻的马洛里就永远留在了那里。这张照片，让我对登山家的生活有了质感的认识。“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所有的诗意就在于它的朴素，硬邦邦的把听者全部的遐想钉在那高处。没有了喧嚣，没有了零碎，没有了表白，只剩下一个简单的愿望，纯净的上升。

　　那样的一种生活，今生无缘了。所以，王灏铮是让人羡慕的。她可以象数北京的景点一样絮叨出诸如厄尔布鲁士、文森、阿空加瓜、麦金利之类我辈做梦也说不上来的遥远的山，好象那是她常去的地方。因为那是她的好朋友李致新和王勇峰常挂在嘴上的地方，因为她也曾梦想去见识那些伟大的山，还因为，后来她终于和他们同行登了一次非洲的最高峰乞里马扎罗峰。

　　然后，她意犹未尽地干脆在自己家里砌了一面攀岩训练墙。还在上面画上猫头鹰和长颈鹿，也不问问这个俩家伙，同意不同意在一块呆着。

　　只要是有野外的气息，就觉得对劲。结识李致新和王勇峰以及中国登山队的一帮男子汉，是她很珍惜的一段经历。拓宽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经历，甚至影响着她的生活。李致新和王勇峰成了她做记者十年来最重要的朋友之一。跟踪采访他们几年写成的书《危险的脚步》也是她最用心的作品。

　　朋友们喜欢开玩笑叫她“师傅”——的哥师傅。因为她总是运动鞋、运动裤、夹克衫和短发，不化妆不喷香，个儿又高了点，人又瘦了点，背面看去男女莫辨。不象读她的书，一眼看去就是一女的写的。对细节的挑剔和喜爱，对人物命运的好奇和慨叹，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作者。但是书中的故事叙述的干净利索，她把对自然的热爱，对在自然中挑战自己的英雄式的人们的崇敬，统统都埋在讲故事当中，充沛的感情在朴实的行文下面静静地运行着，使她的文字爽朗而富于弹性。很象她的为人。

　　我们可能无缘结识那些伟大的山了，可是我们可以看看《危险的脚步》，一个富有男孩性格的女记者记录的登山者的足迹。人活在世上只能完成一幅草图，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探索几种可能性，有很多的角落、很多的可能只在我们的梦中招手，有更多的角落、更多的可能隐藏着、飞翔着，你永远都不能了解。所以，写书和阅读是一件度己度人的快事。

　　作者把李致新和王勇峰这对登山“双子星”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经历叫做《危险的脚步》，但我读起来却感到它的潜台词应该叫：快乐的脚步。一辈子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足慰平生。

　　就象别人羡慕她能够和中国登山队最棒的大腕一起登山，而她一定是羡慕那些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们的快意人生。

　　我们都被城市的生活羁押着，常常不得不扮演好分配的角色，需要作秀，需要表白，需要推销，需要策划。让自己尽力到达那个想象中的高度。因为中途的诱惑太多，爬上去的过程往往最后不知怎么的变成了一场滑坠。按照登山家的权威说法，滑坠是无可救药的。

　　所以，近两年，关于野外的读物越来越多的进入客厅和写字楼。开起车的人们越来越时髦劳动自己的腿脚。李致新和王勇峰极其追随者们热了起来。登山家不再寂寞了。

　　那天，王灏铮告诉我，为他这本书作序的中国登山协会前会长、李致新和王勇峰的老师曾曙生心脏病突发病逝。她非常难过。说了句：“好在他看到了这本书。”那是个把一辈子都给了登山事业的老人，闪光的年华无人喝彩。只有登山队的男子汉们不会忘了他。

　　杨晓光

　　200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