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赵牧

　　存在主义大哲萨特说：人们投入一个短暂的计划，照耀他的却是永远的光芒。

　　1988年3月，到达珠峰北侧大本营当天第一次见到李致新时，这个意念在我脑子里便已经浮现了很多天了。那时候王勇峰已经去了珠穆朗玛南侧，我还不认识他。

　　茫茫人海，有多少人终其一生未必能赶上一两件永难忘怀的事，又有多少人能被某种事物触发内心深处的对那“永远的光芒”的渴望？

　　这，全凭天意了。

　　说来这的确是天意，当年本报（《人民日报》）一位同僚正因被发配到空气稀薄地带的珠峰采访充满不安感时，正好被我撞见，于是我对他说，我替你去吧。天意就这样让我有机会站在伟大的自然奇观——珠峰面前。目睹这奇观的第一瞬间，“翻山越岭”这个极其平常的词语竟让我有了一种近乎横亘古今的人生体验，后来它便成了那篇由中方记者合著的长篇通讯《伟大的跨越》通讯的引语。

　　的确，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的大行动，对于中国登山家来说，它的主体还是一项“国家任务”，而非个人志向和兴趣的表达。不过，在空气稀薄地带，人性深处的东西都更容易流露出来。用大白话说，在那种地方，你会很容易分辨谁是因为热爱而来，谁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别无选择，谁又是别有动机。

　　到珠峰北侧不久，我已经和致新成了朋友，很多个夜晚在高山账篷里我听着中日尼三国登山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其中也包括李致新，于是也就知道了在山那边的王勇峰。

　　有一年，他和王勇峰在西宁逛街，遇上一个卖羔羊皮的。李致新想买，但带的钱不够，于是就对那人说，你等等，我们拿钱就来。回到驻地，李致新的想法又变了，不打算买了。王勇峰说，你都说好了，怎么能不算数呢？你不去我去。说罢摔门而去。

　　这是李致新那时给我讲的故事，他说他因此对同校的校友王勇峰的憨直有了真正的认识。这个故事也让我对尚未谋面的王勇峰有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和王勇峰也成了朋友。

　　双跨珠峰结束后不久，没想到李致新和王勇峰意外抓住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与外国同行去南极攀登文森峰，第一个属于中国登山家的朦胧梦想——遍登七大洲最高峰，就这样孕育出了雏形。

　　在中国的登山史上，这是个重大的转折点，登山运动由此完成了从“国家任务”向个人志愿的转变。由此，考察活生生的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才真正成为可能。

　　从南极回来后，王勇峰有一天晚上就住在我的家里，彻夜聊天，由我记录他们南极之行的过程，率先分享他们的域外见闻。此后他们每次海外登山归来，勇峰几乎都要重复这一过程，直到1996年我因故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外地谋生而中断。

　　登山，作为个人爱好，即使以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看，还是过于昂贵了。因此“化缘”（找赞助）是否顺利，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愿望能否实现。从南极之行到攀登北美洲的麦金利峰，他们的计划因为“化缘”不顺曾停顿甚久。回眸往事，真是不能不说，作为新一代的登山家，他们很幸运，尽管这些年有过很多曲折，但他们却遇上了很多同样热爱登山，也给了他们很大帮助的人。

　　1995年，他们去攀登南美阿空加瓜峰，当时中国登协副主席曾曙生、总教练王振华、教练于良璞、金俊喜等人都把自己的登山装备拿出来借给他们使用。这是一次更彻头彻尾的“化缘”式登山，为此出了最大力的北辰体育协会的老白经过一番东奔西跑，在登机前几天才最终落实了经费。从阿空加瓜峰回来后，老白向朋友们传诵的一大佳话节是：“我给他俩拉来了赞助，他俩硬是不肯给我租头驴。”

　　进入阿空加瓜峰的大本营，有段相当漫长的步行路程，初上高原的老白实在走不对了，几次苦腔地提出要求，向当地村民租头驴待步。但那租驴费也实在太可怕了，竟高达上千美元。在李致新和王勇峰的百般哄骗下，这笔钱还是省了下来，老白也着实因此获得了一次累得屁滚尿流的完整体验。我在珠峰时也曾获得过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理解登山的爱好不是件容易的事，“化缘”登山也很有点儿“给我们点儿赞助，让我们去玩命吧”的意味。

　　历史记载说，一千多年前，唐玄奘西天取经，曾越过海拔六千多米的雪山，这是可以赋予崇高的宗教意义的。中国登山家为“国家任务”犯难冒险，也可以被赋予崇高意义，但当它转向个人意志和爱好时，我们又能赋予它以什么样的意义？我想，今天已经没有比热爱更好也更值得肯定的理由。

　　的确，有这种嗜好的人并不多。因此，这个圈子里的人往往都彼此熟悉和投缘。

　　1993年5月，王勇峰攀登珠峰登顶后曾经遇险。消息传来后，在北京的李致新当晚把我叫到一家小酒馆里面喝闷酒，一边商量怎么办，一边抱怨自己没有和王勇峰一起进山。

　　1994年3月26日（星期六），一大早，我还在睡觉，李致新突然来电话：“快起来。王勇峰在河北宣化遇到麻烦，他开车别人追尾，却被追尾司机揍了。车子也被扣在当地交警大队，赶快去。”

　　10时，中国登山队的薛云驾车载上李致新、《中国体育报》记者刘文彪和我等四人风风火火踏上数百公里“营救王勇峰”的路程。

　　下午3时，到达宣化区交警大队，才知王勇峰驾车平路遇到小坑熄火，向后溜了一点，后面一辆当地车牌的桑塔纳跟的太紧导致追尾，但损失极有限，只是引擎盖被顶了个小坑，对方开口就要勒索一千元赔款。

　　事情滑稽的是，王勇峰开的那双排卡车实在破烂，惨不忍睹。难怪当地交警也要另眼相看，根本不信眼前这胡子拉碴，只带着驾驶证，活像盲流的家伙是中国青年登山家，所以硬是有点要把胳膊肘往里拐的意思，一定要没道理的罚款。王勇峰没了辙，又希望事情能得到公平解决，就不惜这般“兴师动众”千里呼救了。于是便有了我们这次的“营救行动”。

　　事情处理完毕，我们就地找了一家小饭馆坐定，给王勇峰“压惊”。

　　薛云在席间说了句大实话：“王勇峰，就瞅你开的那破车，挨顿打一点不冤！”

　　闻言，众人一起喷饭。

　　一恍，从我的珠峰之一行算起，认识李致新、王勇峰已经14年了。因为对登山有着同样的爱好，后来自然又认识了王灏铮，于是很自然的被她要求在本书后写上几笔。

　　欣然从命，浮想联翩。真心希望很多读者因此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浓厚的兴趣，真心希望很多读者能在传统的英雄故事之外，体会到勇敢只有建立在热爱的基石上，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那才是永远的光芒。

　　2002年7月10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1988年作者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了中日尼三国横跨珠峰的登山活动。参与撰写《伟大的跨越》一文。此后，和中国登山队，和李致新、王勇峰结为好友，一直用笔、用心追随中国登山队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