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本来可能穿上国字号球衣的新星，如今几乎沦落到要靠“乞讨”来治病和生存；一个完全可以使自己在未来7、8年成为千万富翁的新贵可能将终生与贫困相伴；一个预计一生将无忧无虑的宠儿一夜之间变为可能永远靠轮椅行动的残疾人。

　　另一个把队友推向地狱的人（是否故意还有待取证）依然在天堂，他是少女们的梦中情人，是米卢称为“天才杀手”的当红明星，是各甲A球队争相“策反”从而会成为天价球员的大款。在天堂的人迟迟不向在地狱的人伸出救助之手，在地狱的人急切地等待着天堂的施舍，但在地狱的人等来的只是冷漠与推诿。他为了生存、为了治病、为了温饱不得不进行悲壮的抗争。在抗争中他不得不抖落出一切疑点，他不得不采取与常人不同的手段，因为他已经赤条条来去无挂牵了。

　　二、

　　从张玉宁、曲乐恒车祸事件，人们突然会发现，那些平日衣食无愁甚至挥霍无度的暴发户们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会显得多么无助、无知和孱弱。

　　车祸事件的三方其实都很倒霉，曲乐恒自不必说，辽宁俱乐部将为一个不是倒在球场而是吃喝归来受伤的球员填补无底洞（所以他们不得不吝啬），张玉宁将在舆论上的被谴责和经济上的赔偿为代价（如果最终证实与黑社会勾结那是咎由自取）。

　　这个事件折射出那些在体育界最先富起来的足球运动员既想保住市场经济给他们带来的巨额利益，又想不失去计划经济大包大揽的福利。

　　这个惨祸说明无论俱乐部还是球员都在一门心思地想着向市场经济索取，而不知道市场经济做为双刃剑的残酷――他们对社会保险系统竟然没有任何研究，对意外事故没有任何预感。即使没有车祸，运动员也是一个在赛场上极易受伤的职业。俱乐部在这方面并没有替运动员考虑得很多，运动员更是浑然不知。当今足球界离完善社会保险机制差的太远。国外的球员不仅在球技而且在保护自己方面要精明许多，他们与俱乐部要签订详细的合同，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契约非常详细，具体到意外受伤、退休金、保险费用等等，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马拉多纳的一条腿的保险都价值连城。

　　如果有了详细的约定和契约，曲乐恒和俱乐部之间的现有分歧根本不是什么难点。

　　三、

　　俱乐部对待当红球员是高额的付出，对失去能力的球员是能推则推。俱乐部前后的反差使人感到缺少基本的信誉。尤其俱乐部为了保级这个私利，居然不让曲乐恒讲实话，他们会打着为“全省的利益”这个虚伪的旗号大作伪证，这也使肇事者张玉宁领悟到弱者不足惧。俱乐部许诺将视曲乐恒为“终身员工”给了曲家一个虚幻的误导，曲乐恒一家最初“相信俱乐部”“只要俱乐部和张玉宁给200万一切都埋藏心里”“毁了一个孩子就不要再毁掉另一个孩子”的态度也使他丧失了尽早利用法律武器把握主动的最好时机――因为连张玉宁酒后驾车这一确凿的事实也难以取证了。

　　俱乐部对待张玉宁和曲乐恒是两种标准，对前者是庇护包庇，因为他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对后者是敷衍了事，因为他已经是个累赘。

　　在车祸发生几个月后，俱乐部负责人得意地对一些记者讲：“张玉宁绝对不可少，我就知道关键时刻得用他！”这更给张玉宁吃了定心丸。车祸事件说明了辽宁足球俱乐部功利心态和法制观念的淡薄，张玉宁固然是锋线杀手，可是他不是特殊公民，他的行为也应该受到法律规范的限制。随着曲乐恒事件影响的爆炸性扩大，辽宁俱乐部充当的角色愈发显得不光彩，这远比输几场球甚至降级更丢脸。

　　四、

　　等待的唯一输家是曲乐恒。张玉宁正为远离事件而春风得意，他对曲乐恒的3万元赔偿只是他一周的收入。俱乐部也巴不得用时间来消蚀事件的阴影。而曲乐恒一家已经到了哭天天不应的境地。弱势尽管可以得到同情，但同情是无济于事的。鱼死网破也许是唯一而无奈的选择。

　　几乎所有的人在猜想，曲家的内幕无非是“酒后驾车”、“小姐作陪”，哪里知道抛出的竟是惊天丑闻，是中央要严打的黑社会，是球员已经成为“黑社会老七”，是黑帮老大的威胁，是嫉贤妒能的谋害。如果曲乐恒的证据属实，这位“黑帮”老大与前不久把辽沈一批高官拉下水的那位黑帮头目刘涌何其相似！他的语言如此凶悍：“你就是曲乐恒呀，听说你挺牛×啊，知道不？我就是黑社会的，张玉宁是我小弟，我们老七，谁敢与我作对我就对付他！”“我黑白两道都好使，我曾花钱买过东陵区十大杰出青年。我是叫他(指进来的人)拿枪来废你的，但看你还行，今天就这样吧。”尤其车祸事件当事人之一的辽足队员王刚的前女友杨贺曾对曲乐恒父亲说，要是说出真相他们(黑帮)会把我废了，更增加了这一事件的可信度（可惜杨贺已经出国，使曲乐恒事件的取证失去重要的旁证）。

　　五、

　　然而这一切都是曲乐恒家的一面之词，对于曲乐恒来说，如何取证将关系到曲乐恒今后漫长岁月的生存。现在不仅张玉宁家矢口否认，并且立下“曲家要敲诈300万没门儿”“反诉曲家诽谤”的应战。而曲乐恒讲的“黑社会老大”边锋也站出来讲话：“我是1999年被评上沈阳市优秀企业家的，根本不是花钱买来的。要是我花钱买的，我还能对外说吗？我脑袋不是有毛病吗？我是一个合法的公民，我的企业1995年被评为中国50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你可以到有关部门调查我去。”

　　“黑社会”不会因曲乐恒提供的证据而肯定存在，也不会因张玉宁家和边锋的辩解而认定不存在。鉴于曲乐恒所说的事件非同小可，已经到了司法必须介入的范围，千万不要再用什么“辽宁足球的荣誉”、“冲击世界杯要紧”来拒绝这一过程。连刘易斯这样的一个世纪巨星都会因为选拔赛成绩不够而无缘奥运会百米比赛，一个世界三四流球员涉嫌的事件又有什么不可介入的？中国的公民需要守法，中国的法律更需要尊严！

　　究竟是张玉宁“勾结黑社会”还是曲乐恒“诽谤”，摆在中国足球界尤其是有关司法部门的面前。谁都知道，司法介入的调查并非是一件有多大难度的事。中国球迷一向对中国足球界藐视法律而失望，连假球、黑哨都因权利者的意志而永远安然无恙，人们也不得不怀疑，这个事件难道会按法律程序来演进吗？全国球迷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这个事件，人们将会静观罪恶与正义的交锋，民主法制与既得利益者的格斗。

　　它将考验和折射出这一地区法制和民主化的现状，它也许会为它的公正而树立起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它或许会为它的谎言和伪证而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金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