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建平事件”如一枚重磅炸弹，在中国足坛激起轩然大波，对此敏感事件，圈内人士或三缄其口，或绕而避答，掷地有声的慷慨陈词难得一见。“我已经不在足球这个圈子里了，我的话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怕得罪人！”快人快语的原河南建业俱乐部老总戴大洪直抒胸臆，这位足坛“演说家”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其间不乏真知灼见。 “司法介入”是空谈 “所谓司法介入就是要以法治球，但目前的中国足坛是否已具备了法制规范的生存土壤呢？”戴大洪对难脱形式主义窠臼的“司法介入”提出严正质疑。 为强化自己的论点，戴大洪引出了欧洲足坛法规建设的实例：“在欧洲，国际足联设有‘足球仲裁法庭’，简称‘ＴＡＦ’，同时还配有法律事务委员会（包括纪律与申诉两大部分），以解决足球行业内部出现的争端纠纷。法庭与委员会的主席必须具有国家认定的法律职业资格，如检察员、律师等，中国足协的相关部门是否拥有同样的条件与职能呢？仅仅以为制定主客场制，规定各俱乐部的法人资格，或者为进入中超联赛拟定‘门坎’条件，这是对司法介入的曲解，根本未触及司法介入的本原！” 戴大洪指出，司法介入不单单是一种白纸黑字的明文规范，更体现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约束机制，足球法国外有，而在国内足坛却不存在，而体育法也只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框架，没有具体的程序法相辅相成，这样的法律条文缺乏实践性，更缺乏有的放矢的针对性！比方说对龚建平犯罪事实的定性，用“商业贿赂罪”判罚缺乏相关法律依据，而采用刑法第１６３条“公司与企业人员受贿罪”处理，又没有对裁判身份合理的司法解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点在国内足坛还很难做到！”戴大洪批驳道。 惩黑哨无须重典 “如果是针对一种现象、一种共性的问题，我主张捍卫法律的严肃性，但如果是对具体人，我倒反对过激的处理方案，因为这容易留下后遗症，产生法理困惑！”对“龚建平事件”的最终处理，戴大洪希望以辨证的眼光两面看。 “收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裁判也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纷繁社会中的具体人，对俱乐部而言，他是谋取私利的工具；对球迷而言，他是发泄不满的对象；对足协而言，他随时可能成为推卸责任的替罪羊！当我们指责裁判舞弊徇私之时，是否意识到对其作为人本体的不敬与亵渎呢？如果龚建平收了钱，那么即便按现在的法律无法进行制裁，也有两条是可以做到的，收的钱是正当但超标的，就纳税；否则即予以没收。我认为以一种有利长远的司法实践心态对待，才能治标更治本，彻底清除黑哨生存的土壤，压缩其成长空间！” “廉政风暴”正逢时 戴大洪表示，中国足坛需要一场涤荡人心的“廉政风暴”，而“龚建平事件”恰恰是风暴兴起的最佳契机。“假球、黑哨、虚报年龄、服用违禁药品，这对体育竞赛公平、公开、公正的本质精神是怎样的破坏与亵渎？公安机关之所以介入此次黑哨事件，说明了目前的中国足坛缺乏民心基础，缺乏必备的诚信度。我以前没搞足球时，对一些足坛知名人士当英雄般崇敬，但一旦深入后就大失所望，英雄的光环无情地消退了，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每到联赛后半程的敏感阶段，足协要请国外裁判执法国内联赛？为什么周伟新判罚了一个合理的点球，还激起了西安球迷的一片愤怒？中国足球给民众留下的到底是怎样的龌龊形象呢？” 如果“龚建平事件”牵动了足协的领导层，事态是否会趋向复杂？戴大洪的态度是：“足协与足协个别官员是必须区分开的两个概念，如果继任的足协官员廉政开明，那么足协的良好形象很快会重新建立。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一些人必须为以前的行径付出惨重代价！恢复别人对你的信任是需要时间考验磨砺的，这其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职业联盟是根基 戴大洪坚持认为，假球、黑哨等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法制法规、组织机构建设的紊乱失调。“宋卫平为什么一定要以污点证人的身份揭露黑哨？龚建平在写了忏悔信后，面对首轮司法调查为何拒不承认？足协一言堂的独断作风和权大于法的思维形态难道不是罪魁祸首吗？成立职业联盟，是中国足球走向公正开明的必由之路，更是杜绝假球黑哨的有力武器！”首席记者张松实习生刘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