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高2．26米的23岁上海青年，状告一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就已打出“请饮可口可乐”的百年老字号。有人说，这是不自量力，也有人称赞这是少年英雄为维护自身权益的牛犊豪情，可在姚明眼里，事情很简单“我只是在尽我一个公民的责任，我要维护一个公民的权益。”

　　官司本身也很简单，姚明提出的索赔仅为“一元钱”。可就在姚明以“侵犯其个人肖像权”为由把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告上法庭之后，围绕它所发生的台前幕后之事颇耐人寻味，而这场官司在法律界以及体育界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就凭姚明官司的法理探讨以及对未来中国体育产业的深远影响，“一元钱”背后隐藏的是一座巨大金矿。

　　6月13日夜，姚明的全权代理、“姚之队”组长章明基的一番话揭开了金山一角：“不管官司最终胜负如何，姚明都会是最大赢家。具体说，国内某家公司在最近收到我们的警告之后，立即停止了他们与可口可乐类似的对姚明的侵权行为，这个效果恐怕就不止‘一元钱’了”。

　　“姚明官司”有望成为经典案例

　　“姚明官司”不止是对姚明个人有利，随着这个官司的深入，其在法律界所引起的探讨以及深思也对我国法律的完备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姚明官司争议的焦点在于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国家体委于1996年所发的“505号文件”，经过众多法律专家作出“该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鉴定之后，新观点的提出又使其所引申的含义更为复杂，这是法律专家起初没有想到的。

　　6月14日，新华社发出《中篮公司对姚明官司表态》的未署名文章，文章中引用了中国篮协所属中篮体育开发公司中心总经理翟继荣代表该公司发表的书面声明，翟继荣认为“505号文件代表国家利益，代表全体运动员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姚明代理人状告可口可乐一案不会胜诉”。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翟继荣首次提出可口可乐产品上用的是姚明、巴特尔和郭士强三名现役国家队队员的“集体形象权”，而非之前所说的“集体肖像权”（“集体肖像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不存在）。

　　而在此之前的6月9日，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中国体育产业的权威人士魏纪中也发表了《“姚明肖像权”中的价值判断》一文，该文主要针对法律学家认为“505号文件严重违法”发表了不同看法。魏纪中认为，“以某些广泛的法律原则排斥某些人在某种社会角色内的行为规范恐怕也要慎重”，并提出“《民法通则》是一般性法律，它只是对民事纠纷作一般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到某一专门领域，还有大量的专业法律或法规”。

　　就这些新观点，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立新，其在《民法》方面深有造诣。杨立新表示，这几天他一直在关注姚明官司，并且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前几天，我终于在报纸上看到了可口可乐公司所使用的包含姚明形象的产品，我现在可以肯定这根本不是什么集体肖像了。这是个合成图像，把姚明等三名球员的个人照片合成到一起，侵犯的正是个人肖像权”。

　　对于中篮公司提出的“集体形象权”这个新概念，杨立新表示在我国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过由此却可延伸出来一个值得法律界深深思考的问题——“体育形象权”。“这几天，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体育形象权的新概念？因为姚明官司和不久前演艺界的一个官司有可比之处：某电影明星控告别人使用了其在影视中的剧照，侵犯了他的个人肖像权。但最后这个明星败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剧中的形象不属于他自己，他饰演的是别人，这个形象属于剧组的著作权，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在表演，其在剧中的形象也是属于公众的。那么，姚明和这个也有点相似了，姚明所参加的体育比赛实际上也是一个具有公开性质的表演，那他在比赛中的形象也可以归运动队支配。但有所区别的是，姚明在比赛中出演的还是姚明本人，不是其他人，他实际上在这里还拥有个人肖像权。”

　　杨立新认为，“体育形象权”的提出将使得整个官司更为复杂，但不管怎样，集体如果要使用运动员的个人肖像，必须要经过运动员的授权，否则就是违法。另外，至于“505号文件”能否称之为法规，杨立新予以了否定的回答：“它只能称为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规章，而法规必须是国务院发布的。虽说规章确实是必需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可前提是不能与《民法》发生抵触”。

　　“姚明官司”已被上海徐汇区法院受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立案非常清楚，有明确的被告和申诉事实。“这个官司与国家利益并没有冲突，并且国家在立法上第一位尊重的是个人权益，以人为本位。一旦姚明的形象被用在商业运作上，谈国家利益就站不住脚了。”

　　“问题越多越好，这对未来制订我国《民法典》有帮助，姚明官司我看很有意思，我准备将其作为我所带学生的研究案例来剖析一下。”最后，杨立新在评价“姚明官司”一元钱的意义时，似乎有所发现。

　　官司唤醒个人意识

　　如果说“姚明官司”让法律界人士都觉得“这个官司很新鲜”的话，那它在体育界却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撕裂了那层谁也不敢去挑战的画皮——中国竞技体育更多的是仰仗以体校培养为基础的国家体育培养体制，因此运动员的个人利益的实现，还要承受过多的感情、道义或是责任的束缚，而这些束缚之重却是运动员在其短暂的运动生涯里所不堪承受的。

　　国家体育培养体制又被称为“举国体制”，围绕它之前已经争议很多，由于一些现实的原因，这种由国家掏钱培养的体制还会在我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问题是在“举国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运动员，其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否真的和国家利益相矛盾？姚明在接受央视采访其“为何放弃ＮＢＡ的夏季训练营和夏季联赛而选择回国集训”时其实已经巧妙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记者：参加国家队这种比赛，可能是为国争光，为大家争得荣誉，但是ＮＢＡ还是你的市场。姚：这矛盾吗？记者：不矛盾吗？姚：我感觉不矛盾。记者：那总有一个权衡吧？姚：权衡是在这之前的事，并不是在这进行中的事。在我回来之前可以权衡，但回来以后不能权衡了。

　　姚明说，他如果不回国，将会影响国家队队友的训练，也就是说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国家利益”。而在个人利益方面，对于从未参加过夏季训练营的姚明而言，他失去了一个了解并真正融入ＮＢＡ的最好机会，必有所失。不过，姚明官司在另外一个方面告诉了我们，个人利益完全可以有更为合理的存在渠道，“姚之队”组长章明基这样描述他们的“用心良苦”，他说：“状告可口可乐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更不想让中体或是国家体育总局难看，我们真正要警告的是那些已经或是准备对姚明造成利益侵害的商家。未经姚明授权的商标滥用，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起，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扰乱经济秩序的问题。姚明打官司所发出的警示信号，目前果然就收到了良好效果。国内一家厂商，在我们发去律师函‘责令其一周内改正’之后，马上就改过来了，而且还赔礼道歉，而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睬我们。”

　　章明基不愿意称姚明状告可口可乐就是“杀鸡给猴看”，可在这场官司背后确实有着震慑效果。实际上，姚明官司给姚明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如此，它还有很多画外音，比如说因为媒体对这起官司的炒作，姚明签约百事可乐一事，几乎是妇孺皆知姚明到底是花落哪家“可乐”了。这起官司不仅是姚明呐喊出个人利益的声张，在潜性的层面上，其在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更是得到了扩张。

　　对很多人而言，姚明官司给人的启迪意义在于，它唤起的是一种对个人利益的认识觉醒。“为什么可口可乐产品上所用的三个人当中，只有姚明一个人站起来说‘不’？换个角度考虑，去美国之前的姚明敢不敢这样做？我想，这个答案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章明基的这番话显然能够意味着什么。运动员该怎么在国家利益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姚明正在用一个全新的官司来解答一个陈旧的问题。

　　中国篮协参与调解

　　法院还没就“姚明官司”正式开庭，当事各方还在法庭之外论战不休。但已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姚明和篮协之间应有一个协议，同意在一定条件下把其“肖像权”等个人利益交给篮协支配。中体公司的某位负责人私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这个官司就是中国篮球改革远远落后于中国体育其他项目的改革给闹的！我问过李永波，国家羽毛球队和队员有这么一个协议，足协也和国家足球队队员签过这么一个协议。人家在体育产业的开发上法制意识走在了前面”。一位篮协负责人也承认了这点，“我们也在关注这个官司，篮协的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这个官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工作。”

　　据了解，中国篮协目前已参与到姚明官司的私下调解工作中来，并于上周四和中体公司等方面的有关人士开了一个协调会，以期能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