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２日，江泽民主席宣布“中国军队不再经商”。 从这一天起，中国军队撤出商海。此前中国仅解放军部队就拥有７０ 家汽车制造厂、近４００家制药厂以及１５００家宾馆。５个月后， 全国军队、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悉数完成脱钩。中国军队正式 退出商业领域。

　　江泽民宣布“中国军队不再经商”

　　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决定，是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２日，由江泽民 总书记亲自宣布的。

　　当天晚上，江泽民面容庄重地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中。次日，各大报纸无一例外地刊发了新华社播发的会议消息。相当 多的人对总书记下面这段话给予高度关注：“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 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 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同时决定，地方各政法部门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 经营性公司也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引人注目的是，海外媒体则几乎无一遗漏、相当突出地报道了中 国不再允许军队经商的重大消息。从目前海外绝大多数分析来看，舆 论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决定普遍给以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当然，这 些年来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些摸爬滚打的国人也难以一下子挥去 某种疑惑或者顾虑：所谓“军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它们的资产果真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厉害”？如今要割断“军”与 “商”之间的血脉，又是多大的一个手术？

　　染上军绿色的市场

　　多少年来，这是属于某些“圈里人”心照不宣的“秘密”：走在 大马路上，一些很熟悉，知名度相当高也颇具实力的大楼，虽然叫着 很“商业化”同时也很“民间化”的名称，其实是背景特殊的“军” 字号。

　　“军”字号自然不好公开亮出招牌，但同样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地 隐盖起来。在经历了各种若隐若现欲说还休的表达之后，人们隐约地 知道了：以装修豪华、管理现代饮誉国内外的北京王府饭店含有军方 权益；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刚刚开张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新楼包括了军方 公司的部分投资；而同联通并驾齐驱进入移动电话领域、与中国电信 将有一争的长城电信，资产亦属军方所有。

　　也有极少数军企，像“三九集团（９９９）”，似乎一直都不太 避讳它的军企身份，至少在公开的报道中，人们很早就知道了这个不 是秘密的“秘密”。三九总裁赵新先拥有军籍，其文职二级身份在全 军中也总共只有四十几人，工资待遇相当于中将。这家企业一度相当 知名，它的大字广告牌耸立在北京首都机场，据说还矗立在纽约时代 广场。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说，如果你到中国旅游，下榻北京， 几乎无法不在军方企业消费，从饭店到电话，从谈生意到娱乐……

　　中国军队自１９８５年被允许进入民用领域从事商业活动，时至 今日，各级军队组织的经营实力以几何级数扩大。至今尚没有公开披 露的数字准确统计军队企业的总数。据香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军队经 商问题的专家ＴａｉＭｉｎｇＣｈｅｕｎｇ估算，中国军队背景的企 业目前在１５０００家以上，其销售额可能在每年近１５００亿人民 币左右，相当于ＧＤＰ的２％。这部分收入大大补贴了军队的支出。

　　那么，军企都在做哪些生意？若用“大而全”来概括有点抽象。 据美国Ｊａｎ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Ｗｅｅｋｌｙ透露，中国仅解放军 部队就拥有７０家汽车制造厂（占了整个中国的２０％），近４００ 家制药厂，以及１５００家宾馆。在中国１０个最大的被服生产厂家 中，有四家为军队控制和拥有。此外，在诸如电信业（包括寻呼、移 动电话）、金融、对外贸易等利润丰厚而且牵涉到特许经营权的专门 领域，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到９０年代中期，军队从商的弊端日渐明显。某些公司以军队背 景的神秘性和特权力量在市场走动，事实上已在挑战建立公平市场秩 序的艰苦努力；由于产权关系和管理水平的制约，一些军队所属的公 司既缺乏经济效益又易热衷于寻租，滋生腐败；而一意考虑经商致富， 不能不说在腐蚀军队的斗志和职业精神。

　　在亚洲金融危机深化的大环境中，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使中国损 失了上千亿人民币的关税，更加重了国内的通货紧缩。贯彻中央决策 打击走私的重大会议首先在军队四总部召开，军队不再经商的决定在 此会议上郑重公布，其间的某种联系在新华社的消息中没有明言。但 江主席在这种场合特别提出“严厉查处涉及军队和武警部队一些单位 和人员的问题”，其严峻程度识者自然可以看出。

　　停止军队经商早已成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役，相关准备 在悄然进行。至１９９８年初，国家宣布军方背景的企业不再享有过 去多年的税收优惠；在３月间政府换届与机构改革中，国防开支的预 算被增加了近１３％；７月间，打击走私活动上升至中国经济工作之 首位，中央终于正式宣布军队不再从商的决定。

　　军企内视：创收的动力有多大

　　１９８５年，当中国军队第一家企业的机器声隆隆响起的时候， 人们可能无法预料其未来的发展态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 神被再次发扬光大，是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

　　进入８０年代的中国开始了向经济发展大转轨的历史变革，中央 提出军队的建设必须服从于大局。作为服从的一个具体表现，军费随 之大幅度下降，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再降低。据研究国防经济的青 年学者詹伟告诉记者，这一比例由１０％降到８％，再降至６％。而 这时市场经济的春风不仅吹醒了地方，也刺激了军队。当时，中央表 示支持军队自办企业，以解决财政紧张、军费不足的困难，并对其提 出“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要求。

　　并不是所有的军企从一开始就是跟特权密不可分的。三九集团从 一开始做的就是民用药品，走的是市场化道路。而三九的发展历程也 充满了赵新先本人浓厚的个人创业色彩。旁证之一是作为总后最大的 两个军队企业之一的三九集团，竟然只有赵新先一个人是军人，而且 还是文职。

　　赵新先原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教授兼药局主任，为部队文职干 部。１９８５年６月，他创办了南方制药厂，实际上在当时只是军医 大学的一个校办工厂。这样的工厂无法获得地方医药主管部门的批准， 最后从军队系统拿到了合法的“出生证”。

　　很多报道在说到这一细节时都提到了赵新先“举债５００万办企 业”。事实上，这５００万元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出的，但在当时并 没有明确是投资还是贷款；一年后，赵新先还了这笔钱，同样也没有 明确是还贷款，还是给了股东１００％的回报。总之，第一军医大成 为事实上的企业出资者和所有人。

　　赵新先和总后的关系真正密切起来是在１９９１年。这一年，总 后出资１亿元现金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手中收购了南方制药厂。这１ 亿元既是对军医大学的补偿，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交易价格。

　　于是，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６日，总后收购后在南方制药厂基础 上成立三九企业集团（深圳南方制药厂），注册资本金为１６０５１ 万元。同时，总后将其在深圳的固定资产基本全部划归三九，其中最 大的一项是原属总后另一企业——新兴企业集团名下的新兴宾馆，更 名为“深圳三九大酒店”。此后，三九每年向总后交纳６０００万到 ７０００万元的利税。

　　也并不是所有的军企都承袭了部队的作风。赵新先曾在很多场合 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九集团能有骄人的成绩，部分地归因于有 一个开明的好“婆婆”。总后对三九的管理，原则是只管赵新先一个 人，副总经理皆由赵来任命。“三九机制”第一条便是法定代表人负 责制。三九后来实施的大规模兼并收购，都是无需总后批准的企业自 主行为。

　　对绝大多数军企来说，“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要 求后来被证明只是一个空泛的口号。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享受优惠。 国家曾在申办执照、工商税收、确定经营范围等诸方面给予相当宽松 的条件。比如地方企业上缴所得税比例是３３％，部队企业则定为９ ．９％，甚至在１９９４年新税制改革时，也未有改动。

　　有利的政策环境和适时的经济温床迎来了军队企业的“欣欣向荣”。 某军区后勤部生产管理部的有关负责人在“脱钩”后对记者说，当时 “上上下下都要求搞”，结果上至大军区、下至连队，一窝蜂地上， 一个小科室都整天想着去搞创收。

　　有一种分析，将后来渐成气候的军队企业描绘成三个层面。

　　首先是国家级军企，大家所熟知的如三九集团、新兴集团公司属 于总后，保利集团是总参的企业，凯利集团属于总政，新时代公司属 于国防科工委，长城、长风公司属于航空航天部，等等公司，都属此 列。它们的创业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军队固定资产，一部分来自部 队体制内资金，最大部分的资金则来自于银行贷款。

　　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主要由军委三总部任命，早 期依靠国家扶持发展起来，有些还享有“特殊”专营权。

　　军队大企业现多已发展成为综合贸易开发公司，资金、人员数量 都很大。如保利集团从军品贸易起家，终于成了一家集航运、旅游、 房地产、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大集团。在北京东四十条立交桥的东北 角，保利那高耸的写字楼和宾馆气象不凡。它最初的注册资金为１５ 亿人民币，目前资产总额据称达１４０亿人民币，并有两家控股公司 在香港上市。总后的新兴集团拥有１００个子公司，１８万员工，年 收入据悉超过１０个亿，其业务范围多少与保利相似：房地产、宾馆、 钢铁、医药、旅游、进出口等等。

　　从最初主要从事一些农副业生产和贸易，或是开办一些工厂如采 掘煤矿等发展起来的各大军区开办的企业，是第二个层次的军企，其 规模相对较小。这些企业通常是开源节流的产物，后来也慢慢扩展为 商贸公司。历史遗留下来的军工厂或专业工厂，如生产飞机、坦克、 大炮、军用被服等的军工厂，成为这个大家族中相对较小也是较弱的 一支，是为第三层次。它们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多转入地方市场，即通 常所说的军转民企业，但军队仍或多或少管一些。

　　有种估计说，在１５０００多家军队背景的企业中，９５％都属 中小企业，而一批大企业的营业额占了所有军企营业额的３／４强。

　　“不再从事经商活动领导小组”与“交接工作办公室”

　　“部队经商办企业，凡发达国家都没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总 参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军队经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 见的，“它只在生产力比较低，社会分工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存在。”

　　“历史已经证明，军队和商业结合起来，必定是腐败的军队，也 是腐败的商业；既不利于两者的发展，更不利于军队履行其根本职能。” 青年学者詹伟对记者说。

　　十多年的军队企业发展历程虽不算长，但也不很短。应该承认，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军队和武警部队从事经营性生产曾对弥 补经费不足、改善部队物质文化生活、安置部队干部家属就业起到了 一定作用。但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部队继续介入商业活动的弊 端渐渐显露出来。

　　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３年，中央曾有对于军队企业的清理整顿， 并要求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再搞经营。这两次整顿效果都不很显著， 更不能说已经遏制住了产生贪污和腐败的势头。正因如此，中央此次 宣布停止军队经商，尽管决定极为郑重，外界仍一度有些怀疑能否真 正付诸实施。要紧的是决策层此次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１０月６日至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军 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对停止军队经商 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这次会议上，一个被称为“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 交接工作办公室”的临时性组织指挥机构正式问世。该办公室由国家 经贸委牵头负责，参加者包括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 公安部、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外经贸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局、解放军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及武警总部共１６个部门。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 企业的交接、清理和规范工作，从此有了有力的协调机构。紧接着， 在各个省区直辖市也相应成立了本地的交接工作办公室。

　　中央召开一系列有关工作会议之后，１０月１０日，解放军四总 部又召开了“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军队和 武警部队企业的移交、撤销和保留工作在会议上得到具体部署。

　　从１０月底开始，整个停止军队经商的清理工作进入“称交和接 收阶段”。所有的军、警企业在登记造册、审核确认之后，分层次向 全国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接办公室移交。移交、脱钩的工作原计 划在１９９８年底完成，而实际进度要快得多。至１１月下旬，人们 开始看到军企脱钩的一批批具体成果。

　　１９９８岁末：“军”字号完成历史性谢幕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驻广东部队所创办的企业，是军 队企业中最繁盛的一枝，其移交工作自然也格外引人注目。１１月３ ０日上午，广东省军队武警部队驻粤企业交接仪式在广州举行。广州 军区、南海舰队、广州军区空军、广东省军区、武警广东省总队所属 的３６８家企业及北京、济南、兰州、成都军区、海军广州舰艇学院 等单位的２２家驻粤企业，从即日起全部移交广东省。这一天，广东 省主要领导与广州军区主要将领全部出席仪式。

　　据悉，移交给广东省的近３９０家企业，以工业、旅游、房地产 开发和商贸为主业，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惠州和韶 关等地，共有员工６７００余人，企业净资产约２０多亿元。

　　在广东之前，天津、江西、海南等地已经分别将所属企业移交地 方；而在１２月４日，驻北京的军队、武警部队将６８个经营性企业 全部移交给北京市。据称，这些企业涉及房地产开发、医药化工、建 筑材料、汽车修理等行业，总资产１４亿元，净资产３．５亿元，员 工２３００人。

　　到１２月１５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全国所有军队、武警部队所 办的经营性企业，均从这一天起与军队、武警部队彻底脱钩，由全国 交接工作办公室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接工作办公室接收；并称 “至此，党中央作出的军队、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 决策顺利实现”。

　　从７月下旬到１２月中旬，仅不到５个月时间，多少年来盘根错 节的中国“军”字号商业阵营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先交接、后清理、再处理”：未竟之路有多长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５日，隶属总后的三九集团老总赵新先正在 北京。他的日程安排非常满当，有两件事几乎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告 别老上级，拜会新领导。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一天，应该是所有军队 企业脱离它们上级主管部门的截止日期。知情人说，５７岁的赵新先 在这次移交中有可能放弃原有的中将待遇，但获得了地方副部级干部 的待遇。

　　作为军队直属的近５０家大企业之一，三九和保利、新兴这样的 企业虽然在所有权关系上已经与军方“一刀两断”，但未来的归属并 不像其他中小企业那样，由地方政府代表新的所有者来进行盘整。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军队大企业归属问题的官方的正式说法。比 较多的分析倾向于一种结论：让这些企业成为自立的国有大型企业集 团，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运营。１２月下旬，原属总后的新兴集团公司 传来消息，原来任总后生产部部长兼少将军衔的总裁孙成军已经离任， 而非军人身份的原副总经理陶瑞出任了新总裁，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 陶瑞很早就加入了新兴公司，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

　　保利集团海外部的一位接待人员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脱钩” 行动对保利影响不大，因为保利依靠军队生存的“脐带”从一开始就 比较松散。然而，总参是保利的单一股东，企业移交后股权如何处理， 受访者表示目前尚无定论，只说一切服从国家安排。据悉，目前保利 的资产已被冻结，以防止在过渡期出现资产流失。

　　其实，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如今的剥离脱钩都只是第一 步。

　　知情人透露，移交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债权和 债务的处理。许多公司经营不善，债务不清，多头欠债，与银行及其 他企业的关系需要处理；同时企业的经营执照要重新登记更换。二是 人员的分流。军队干部和职工转到地方，涉及医疗、保险等的转接， 与地方工商、公安、税务等机构的磨合也需要一段时间。

　　据悉，不少军队所属企业经营效益很差，已经处于严重亏损之中。 一旦失去军方大纛的荫庇，很可能马上陷入破产境地。

　　据有关部门解释，当前的分离脱钩，实行的是“先交接、后清理、 再处理”的原则。在移交和接收阶段之后，全国交接工作办公室和地 方交接工作办公室还将对已接收的企业组织清理，并区别不同情况进 行规范和处理。而下一步结合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进行调 整和重组，将是非常繁重的任务。那些重复建设、严重亏损、产品没 有市场的工业企业和管理混乱、运作不规范的金融、证券、贸易公司， 也可能面临关闭、兼并或破产的命运。

　　观察家认为，这些事情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也可能更长。（摘自边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