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每个人都有两个要亲历而又无法向人描述的过程：出生与死亡。

　　人生如同朝晖与残阳间的一瞬，两头是无尽的黑暗。生与死，便成为期望不朽的人类耗竭心智的千古之谜。

　　１９９０年末，井上治郎教授临行前将一封信交给他老友的女儿，并嘱：“元旦后启封。”或因新年假日欢娱之故，她忘了。直到５日猛然记起开封：一份遗嘱赫然在目。此际，中国登山协会的一份电传也跨海而至──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中日友好梅里登山队井上治郎等十七人，于１９９１年１月３日深夜起失踪。

　　据说，多次登山的井上治郎唯独这次留下了遗嘱。

　　十七人在“神山”梅里失踪前，竟埋下了这样意味深长的伏笔，梅里山难愈发扑朔迷离。５月份，第二次对梅里失踪者的搜索也以一无所获而告结束，十七条生命的秘密依然埋在海拨５１００米的冰谷里。

　　６月初，从云南撤回的北京搜索人员旋即参加了在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的登山纪念碑揭幕奠礼。纪念碑座落在怀柔水库的一个幽静的“半岛”上。

　　?　“山魂”，纪念碑上由赵朴初题写的两个涂金大字在烈日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碑体由形同两柄长剑似的抽象的山峰组成，两座“山”则用写实放大数倍的银白色冰镐和安全锁扭结在一起。纪念碑的构图似乎表示，在相同装束的登山者眼中，千姿百态的大自然，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变幻不定的意味。

　　参加仪式的有二三百之众，其中还有一支烘托气氛的小学生乐队。在远郊县举行这样的活动，规模也谓相当可观了。众人中还夹杂着几个打扮入时的女郎。

　　“这些妙龄女郎干什么来了呢？”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在那自言自语。那神情好象在猜测她们是否真的是来感受“山魂”的魅力。她们是否知道，当奠礼结束，这个半岛上的又回到往日的宁静，只有登山者或他们的妻子在如血残阳下往来于“山魂”碑前，该是何种心境？这还是个谜，也许连登山者本人也不能全部破译。

　　“让我说什么？人都死了。”

　　悲剧之初，遇难者的中方队长宋志毅的老队友三缄其口，不愿对人多谈自己的感受：“常在河边走啊……”

　　不止是他们，最初当伤亲之痛的泪水把“梅里家族”淹没时，有的记者也不愿意去采访山难的新闻。因为觉得这时采访死者家属是残忍的行为。生活常常印证着：死亡，有时对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

　　“追悼会那天，看到那一排遗像中还有如此年轻的日本大学生，我哭成了泪人。”一位性格一向奔放潇洒的女记者在那一刻完全沉溺在古老的伤逝情感中了。

　　“我不是怜悯死者，而是生者。我也不是对他们的死法有何异议，只是觉得他们中有的人还太年轻。”

　　确实，怜悯会抵消死者的价值，可是在死者为之神往的而又确是严酷的自然面前，人们又从何判断他怎样才算死得其时，死得其所？

　　由于死亡，生命的意识觉醒了。而当生命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结束时，生命意识的强烈冲动便引发浓厚的哲学思考，这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虽然结论可能各不相同。

　　　“一个人如果能猜到自己何时并以何种方式去死，该多好！”那位女记者说。

　　井上治郎好象猜到了，宋志毅好象也猜到了。还有那位第一次参加登山的藏族小伙子斯那次里好象也有预感。但这是真的么？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是不能回避生死问题的。”１９８８年我在珠穆朗玛，宋志毅曾眉飞色舞向我描述了他几次从死神手中挣脱的经历。我曾为之震惊，不知这究竟是种什么心态。我曾与之相约，以后有机会再就这个问题好好聊聊。总以为还有时间，可突然间他们十七个人消失了。他们给生者留下了难以清理的沉重遗产，其中便包括“生与死”。

　　?　登山活动之初，围绕三号营地营址的选择，曾发生过分歧。在建营的安全糸数与登山节省体力形成矛盾的态势下，宋志毅坚持应该远离山脚扎营，避开正面登山路线上的悬冰川。他察觉到头上悬冰川中隐藏着的巨大危险。在争议中，一向快人快语的宋志毅曾恼火地说：“要死也不是我一个。”

　　　 营址的选择，终于在争议中后撤百余米。但宋志毅的话还是不幸言中了。十七条生命被冻结在梅里奶诺戈努冰川中。不能与宋志毅再聊“生与死”了。不过宋志毅自己的登山生涯却表明，他虽然不想死，但在生死边缘的山途中，他一直是正视着而不是背对着死神。

　　两次梅里搜索，搜索队员在艰难地搜索队友的踪迹时，也艰难地捕捉着也属于自己命运主题的残简。这些形同谶语的信息大大强化了命运的诡谲色彩。

　　“你问我还干不干这一行？不干这又干什么？”一位登山者说。

　　现代登山运动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但历史的长度似乎总在丰富问题复杂性和内涵，而不肯给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象世世代代的人总要自问爱情是什么一样，每一代登山者也都必须思考“我为什么要登山”？

　　当人们亲身目睹死亡引起的悲恸，便觉得“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这句名言应该反过来说才是。悲剧性的失败造成的心理地震和影响比成功的狂欢显然更经久。

　　“看到那些悲痛欲绝的家属，我觉得我必须重新考虑在对亲人的责任与登山的志趣在我生活中的位置。”

　　一切伤痛都会随着岁月之河的抚慰而平和下来，当梅里雪崩的冲击波渐渐远去，走着与悲剧中人物共同道路的、可能有着相同命运归宿的人们，其内心的风暴仍在持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这条路。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毕竟有了感情。我不愿因此改变我的生活，我们毕竟是有自尊的人。”

　　生活的实际情形往往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先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哲学，然后才有什么样的生活，而是我们有了怎样的生活，才有了怎样的哲学，而随着生活中每次重大事故和际遇，每个人的思想都不免重新组装。

　　20世纪末，人类渐渐明智起来。人们开始谨慎地使用征服的字眼，不再颟顸地夸耀对自然的胜利。

　　1991年1月，在第一次梅里救援搜索中，中国登山队员破天荒地第一次要求在险恶异常的梅里雪山中握有临机决定前进还是后撤的权力。梅里雪山的特殊情境使一切都产生了放大效应，从而使一些本来天径地义的东西今天才被人发现。

　　当搜索人员本身的安危又成为各路负责人无法承担的责任时，一个简单事实便显而易见了：一个登山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登山，无论进退、生死，承担风险和会出代价，当这一切都取决于登山者自身的技术、经验、体能，以及他们对大自然的情感与观念，而不是由远在千百里之外的人遥控时，才有可能涉及这个登山者是否成熟的问题。

　　1984年，集仁青平措、宋志毅、次仁多吉、加布这些优秀的藏汉登山队员的队伍，在攀登险峻的世界最高处女峰──南迦巴瓦峰时失败。在较大规模的登山活动中，做出下撤的命令和决定前进同样困难。此次登山的指挥者中国登山队总教练王振华让实际登山者仁青平措等人作出自己的判断后，据此下达了登山失败下撤的命令。

　　中国登山界经历的失败也许太少了。因而南迦巴瓦的失败，竟被有些官僚斥为给登山界丢了脸。当镜头切换到梅里雪山，按照这种逻辑又该何以名之？

　　毫无疑问，“不惜代价拿下某某峰”的历史已经也应该过去了。高山探险是勇敢者的事业，其间也必有会出生命代价的风险，然而真正的勇士不应为表现勇敢的性格而行动，而只是在自主的行动中附带表现勇敢的性格。还有个明显的事实是，勇敢也不应是探险的目的。

　　“如果一个人因为爱而死于登山，那么死得也不冤枉了。否则的话……”

　　“就我个人看，在中国登山界，出于爱而登山的人并不多。”

　　当这些评论来自登山界自身，它便有了双重意义。它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评判。 如果登山曾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奴隶状态，不就应该果断地结束这种状态吗？

　　如果只是因为偶然走上了这条路，只是荣誉和自尊不容激流勇退，那么探险本身的意义不是被淹没有无休止地与恐惧的搏斗之中了吗？

　　如果登山只不过是为了达到别的目的的一种途径……

　　　 登山，在中国太容易使人联想起这个字眼──“征服”。多少年来，这个被滥用无度的字眼，包藏着浓厚的功利实质。它几乎把探险文化的丰富内涵排斥殆尽。

　　高山探险不是战争。当人们用如同战争的方式对待一座座雪山并仅仅期待征服的快意时，雄奇神秘的大自然便成了为“伟大”而设的“玩偶”。登山者也把人对大自然应有的崇敬、对其奥秘的神往之情降低到粗野地大大自然身上掠夺功名的水平了。

　　梅里山难引发的心理地震和思考是必然的。当“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时，登山者自然要审视和确定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糸和价值所在，他们自然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我为什么要登山？”

　　斯那次里，这个就生长在梅里雪山脚下的小伙子遇难时只有28岁，他生前似乎连一张清晰的照片也没有，追悼会上的遗像模糊不堪，但依稀可辩出一派年轻和纯真。

　　他第一次登山就走了。这是他第一次越过永久雪线以上的真正的登山。他从来没有听过那些泡在沙发里奢谈“以山为归宿”者的“布道”。但当他第一次到达海拨5300米的二号营地时，他惊呼了：“啊，这么美啊。我都不想回去了。”

　　他果然留在了梅里那亘古玉洁的冰川之中。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如果他有机会多登几座山，眼界再开阔些，看看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他该多么幸福！遗憾的是，他迷恋上的第一座山便把他留住了。可有幸的是他留下了爱的证据，至少在那一刻他是爱的。他是带着这种爱而死的。

　　　 德莱塞说：“人生意义的大小，不在于外界的变迁，而在于内心的体验。一个容易受感动的人乡下人的生活，要比一个冥顽不灵的皇帝更丰富、更神奇。”

　　　“我认为对雪山的热情并不是笼统的。”一个有相当经历的登山者，理应在更深的层次进行思考。当有人称：“中国登山界之所以能取得以往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登山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时，一位登山者愤怒了：“我们都有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也有自己钟情的雪山。固然我们并不具备想登哪座山就能登哪座的条件，但我们至少可以拒绝为某些人登山。”

　　　 登山界不再是由一些人“出思想”，一些人来玩命了。

　　?　在十七个人中，应该提提大学毕业的孙维琪。毕业后，他自己选择了登山。第一次登山就是珠穆朗玛，初次面对雄浑的珠峰，他曾深深感慨过人的渺小。但就在这次，他就达到了8300米的高度，他说他也为山的这种雄浑所激励。我还记得当时他从8300米高度下来时的表情，从而知道他在这条路上肯定了自己，而不是相反。

　　?　山魂之碑立起来了。它立在幽明永隔的世界之间。碑文上无疑还会增添上新的名字。不过，是否所有遇难者都担得起“山魂”二字的份量？也许这个问题更应该问活着的人，对于我们切实而重要的是，当我们自己站在这里，话到苍桑之际，我们是否能肯定自己的生存状态。

　　梅里山难发生前，日本著名登山家山田升在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遇难。这是个热爱登山以至破产不为家的人。为了登山，他离了婚。那以后他便戏称：“雪山是他唯一的情人。”结果他真的死在“情人”的怀抱，对他来说，这真是个不坏的结局。

　　像山田升这样在情感与行动一致的登山家的确不多。只要不死就去登山，莎仕比亚说：“真正的勇士只死一次”！

　　冰雪埋葬了许多秘密。当瞬间的悲痛打击过去之后，冻结的思维逐渐苏醒，遥远的记忆从冰谷中蒸腾而起，每个活着的人回首自己走过的路，一定会发现热爱是否曾经真正属于自己。

　　1991年2月写于北京

　　载于《体育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