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在罗马以及希腊的城市中，每个法官用以下三种方式之一发表意见，就是：“我主张定罪”、“我主张免罪”、“我认为案情不明”。但是如果你试着用这三句判决衡量中国足坛的黑哨嫌疑人，你就会发觉三个答案中没有“正确选项”，因为按照我国现有法律，法官要说的很可能是“法律存在漏洞，无法量刑”。

　　看了22日晚播出的《五环夜话》，两位法学博士的观点非常引人关注。其中北大的邓子滨博士就认为，中国足协现在属于半公半私单位，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如果足协不算是国家单位的话，那么依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司法介入就没有很好的理由（罪刑法定是指法律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则不能定罪处罚）。总之，邓博士认为在“与法合”和“与理合”之间应该选择前者。

　　冷静地分析，邓博士的分析不无道理。既然我们是法治社会，走的是依法治国的路子，法律就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威。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当法律存在漏洞时，在它得到完善之前，司法机关不能超越法律给黑哨定罪。这种僵硬固然会使黑哨暂时逃脱，但暂时牺牲正义维护的是法律的不可超越性。

　　话又说回来，在法学的范筹里，对于黑哨问题司法如何介入、足协身份怎样界定，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法律不同于法学。法律的实际效力使它承载着维护人间公理和正义的重担。法学上法律的漏洞和软弱在现实生活中会引起正义的悖论、善良的恐惶和正义的危机。因此，我以为当法学在就某一个问题争论的时候，法律要做的是抓紧补漏和模糊打击。

　　所谓模糊打击，并不是指滥用司法权力杜撰罪名强加于人，而是尽最大可能合法地利用现有法律条款对黑哨进行打击。构不成国家公务员受贿罪，能不能定黑哨企业人员受贿罪；构不成受贿罪，能不能构成其他犯罪；即使不能追究黑哨的刑事责任，也要追究他们的民事责任；退一万步，即使脱离司法，中国足协作为裁判的主管机构也应该充分利用行规让黑哨吐出黑钱、砸掉饭碗；新闻媒体更应该充分曝光，让黑哨的名字大白于天下，让黑哨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卑鄙到出卖自己、出卖灵魂、出卖公正的渣滓。不要小看这种模糊打击，在打击形成合力并到位的情况下，黑哨可能会生不如死。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