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建立和完善，足球运动员作为特种行业之一，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球员在社会保障方面非常苍白，大部门球员和教练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大大落后于社会许多行业。好在中国足协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试图下大气力提高足球投资者的社会保障意识，并力图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日前拟就的2004年中国超级联赛标准中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保险成了百万富翁们不太关注的“奢饰品”

　　借助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描述目前俱乐部与教练、球员的关系在合适不过，投资方主要是资金的投入，在人力方面的参与仅仅是几个人几个关键岗位而已，大多集中在董事会高层。俱乐部的经理、教练、球员基本属于“外聘”范畴，所以从机制上讲,投资方很少从长远的视角考虑维护球员利益的问题。

　　从目前15个甲A俱乐部的情况看，俱乐部归属大体上有四种性质。真正国有大集团参与甲A联赛的有六家，基本上占了甲A半壁江山。他们是中信集团的北京国安俱乐部、中远（上海）集团的上海中远俱乐部、山东鲁能集团的鲁能俱乐部、山东青岛颐中集团的海牛俱乐部、云南红塔集团的红塔俱乐部和由上海SVA及文广集团合作的申花俱乐部。除此之外，八一俱乐部属部队管理，情况特殊。真正属于民营的俱乐部六家，他们是大连实德集团的大连实德俱乐部、沈阳金德总公司的金德俱乐部、健立宝集团的健立宝俱乐部、陕西国力总公司的国力俱乐部、重庆力帆集团的力帆俱乐部和移帜不久的四川俱乐部。真正的股份制俱乐部有两家，即辽宁俱乐部（主场设在北京）、天津泰达俱乐部。北京国安俱乐部则是15家甲A中一个特殊的情况，他们仍旧沿袭了球员是国安总公司职工的做法，以增强球员的归属感。当然从实际意义上说，由于俱乐部的特殊性，也很难真正融入总公司中。

　　就目前的情况看，大部分俱乐部只给球员上了普通的保险，并且大多只是象征性的一份，决不像私家上商业保险那样购买很多。购买保险的种类多集中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一些俱乐部为球员购买了失业保险，也有俱乐部买了意义更为普通的险种，而我国保险体系的尤其是保险种类的短缺客观上也决定了俱乐部不可能多做什么。据有关人士估计，现在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俱乐部没有为所属球员在社会保障方面做任何事情。当然，俱乐部在这方面的落后局面，主要是短期思想作怪和特殊行业要求不严的结果。俱乐部可以拿出20万、50万甚至100万去奖励球队的一场关键比赛，但他们并不愿意将这笔钱用于为球员上保险。

　　事实上，在辽宁足球队曲乐恒车祸事件发生前，即使在有关方面提出所有企事业单位为职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面前，几乎所有俱乐部都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曲乐恒事件及其后来与俱乐部在待遇问题上的交锋，的确为许多俱乐部起到了警示作用，一些俱乐部在随后的新赛季中，为球员花钱上了保险。但曲乐恒这位年轻的优秀球员在车祸事件后就此开始了“乞丐生涯”，而他之所以揪住肇事者张玉宁不放，甚至不惜将昔日要好的队友付诸法律，根本原因是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作为中国足球联赛主体的球员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薄弱意识也是使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尽快解决的重要方面。一俱乐部已经连续三年为球员上了保险，但在记者询问此事时，该球队几乎没有球员知道上的是何种类型的保险，保额多大。当然，一些大腕球员出于某种考虑自己掏腰包上了商业保险，但这并不是主流。

　　(2)拖欠工资和奖金，不给节日加班费是球员教练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拖欠球员工资和奖金是目前球员在社会保障方面最易出的问题，但可悲的是，除了大连、上海等几家实力雄厚、操作规范的俱乐部外，其他俱乐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民营俱乐部的问题更加突出。尽管足球媒体也多次报道这一问题，但基本都是从不利于球队训练和比赛方面着笔的，“罢训”、“比赛打不起精神”、“出工不出力”则是其中经常出现的字眼。事实上，教练和球员出现的“消极比赛”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劳动得不到回报。当然,中国足球运动员工资过高则是另一个话题.

　　尽管这一问题非常突出，而且《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有明确规定，但目前俱乐部买方市场决定了球员大多选择采取“敢怒而不敢言”的消极行为。许多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和奖金两三个月是常事，更有甚者多次出现跨年度的情况，事实上这已经严重地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如果说对那些“无限期合同”的球员来说还可以通融的话，而的对那些已经转会或家庭确遇到困难的球员来说，的确非常不人道。当然，俱乐部的理由也很“充分”，最方便的理由是资金周转不灵。事实上俱乐部已经非常严重地侵犯了球员的权利，许多俱乐部衙门作风浓，甚至剥夺了球员的知情权。

　　要想扭转目前的局面，必须在足协甚至更高的层面上，从制度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令人可喜的是，在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工作的阎世铎到足协上任伊始，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他倡导的中超联赛的谋划中将这方面比较明确地要求出来。但能否得到俱乐部认同和得到认真的实施，当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3)工作合同几乎成了俱乐部单方面制约球员的紧箍咒

　　实事求是地说，足球职业化以来，俱乐部与教练球员之间的工作合同日趋规范，内容也日趋与国际化接轨，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这同时也说明俱乐部能够吸取教训，在这方面也有较强烈的意识。可遗憾是，许多俱乐部与球员签定的工作合同成了单方面的制约，即只有俱乐部制约球员的权利。一些俱乐部在工作合同的签署时对球员采取高压手段，甚至以来年将球员买出为要挟，逼迫球员签署不平等条约。在这方面没有得到负有行业管理职责的中国足协的应有重视，同样也没有引起包括媒体和有关管理部门应有的重视。

　　广东籍的彭伟军是我国目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之一，他的遭遇再次引证了足球俱乐部在社会保障意识方面的匮乏。他于1999年底，在青岛颐中俱乐部按照中国足协相关规定提出转会申请，欲到沈阳海狮俱乐部（现为沈阳金德）踢球。事实上，青岛颐中并不希望这样一名优秀的球员离去，在对彭伟军挽留未果的情况下，将其转会费“高挂”。沈阳海狮俱乐部将其“摘”到手后，遂向其“东家”青岛颐中提出“降价处理”的要求，可多次谈判没有成功，以转会费过高为由将彭伟军“撤牌”。按照足协的有关规定，青岛颐中可以拒绝收留。青岛颐中向足协申述，指责沈阳海狮违反相关规定。经过足协的调解，不得不“认头”的沈阳海狮在为彭伟军检查身体时，发现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于是两家俱乐部就此再次爆发“车轮战”。时间长达近一年之久。严重地侵害了彭伟军的经济利益和劳动的权益。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彭伟军自今仍在家中无球可踢。其职业足球生涯也就此荒废。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一些球员身上。

　　保护足球从业者的根本利益，确切地说加强俱乐部对球员教练的社会保障意识，足球界已经成为一个盲点、死点，而在社会各方面不断为此努力和我国业已按照WTO规则不断开放的现在，俱乐部的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的距离，要做的工作很多。尽管足球俱乐部不是“慈善机构”，但也不能只是关注成绩、关注效益，而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切实地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保障球员的切身利益。

　　社会保障在中国足球界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足球管理部门应当明白,广大球员和教练对此望眼欲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