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永

　　“真是一场闹剧、丑剧！”在周二中午中国足球转会摘牌会后，一名记者愤愤不平地骂道。事实的确如此，没有惊喜，没有奇迹，一切都是在预先的策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这种预先策划好的转会方式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演变成了一种畸形的自由转会。

　　“好烟缘”的背后

　　在周二的摘牌会议上，几家俱乐部都摘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像上海中远，祁宏、申思、朱琪等知名球员都囊括到帐下；而青岛啤酒队也没有让姜峰、江晖、王超三名球员花落他家；重庆力帆得到了宋振瑜；沈阳金德摘到了陈波；北京国安留下了李明；王新欣和徐亮也不出所料地回到了辽宁队。这种井然有序的摘牌如果没有事先的预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早在摘牌会之前，上海中远俱乐部就不断地和各家俱乐部打招呼，表明了要留下祁宏和申思的愿望，而祁宏和申思也大有非中远不嫁的决心，这一番“郎情妾意浓”，谁还忍心去拉郎配呢？

　　青岛队另有一个高招，在成都举行的总经理联席会议上，秦宁把姜峰、江晖、王超的名字打在纸上，分发给各家俱乐部：“这三个我们要了，有事给我们打招呼！”辽宁俱乐部的程鹏辉更是把王新欣和徐亮的租借费定得极高，他还把这个策略称为“阳谋”。正是在这样一种利益分配的密谋之后，摘牌会变得井然有序，成就了一对对“好姻缘”，这多少反映了各家俱乐部的无奈，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倒摘牌”山穷水尽

　　就本次摘牌会来看，“倒摘牌”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剩下的只是一副摆设了。目前，从足协内部到各家俱乐部都对“倒摘牌”失去了信心。在周二中午的摘牌会之后，中国足协注册办主任马成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传闻说本次摘牌会是最后一届，这倒未必，不过摘牌制度的确有着很多的不合理之处，迟早会被取消，过渡到自由转会这一合理的形式上。”而本次摘牌会监督、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汪大昭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也表示：“摘牌制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会被取消，毕竟这不符合足球发展的规律。”

　　目前，俱乐部方面对“倒摘牌”更是不感冒，特别是一些实力雄厚的俱乐部，如果能够放开转会市场，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转会打造一支豪华队伍。本次摘牌会的最大赢家上海中远就颇为不满：“如果没有现行转会制度的限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强大的资金把国内最好的球员买过来。”辽宁俱乐部总经理程鹏辉也表示：“这次摘牌纯属应付足协。”在这次转会中，实力强劲的山东鲁能泰山队没有摘下一兵一卒，这显然不全是因为鲁能俱乐部没有中意的球员，而是因为鲁能在这种转会制度下很难获得中意的队员。所以，鲁能选择了放弃，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无言的反抗。

　　就目前来看，摘牌制度已经成为了中国足球发展的众矢之的，取消这种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关于“倒摘牌”的思考

　　“倒摘牌”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但是关于“倒摘牌”制度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应该说，现行的摘牌制度是中国足协人治政策的产物，但在中国足球发展的特定时期起到了特定的作用。在摘牌制度实行的这几年，中国足球强弱分化并没有大的发展，强队的发展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联赛。

　　同时，摘牌制度让一些俱乐部很难从转会市场得到优秀的球员，后备力量的培养便成为了各家俱乐部的重点所在，大连实德、鲁能泰山、辽宁抚顺后备力量不断涌现显然就有这种制度的一分功劳。然而同时，遏制了强弱分化也就遏制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深层次发展，高水平的俱乐部因为没有高水平球员的加盟，而不得不放慢走向亚洲和世界的步伐。而在年轻队员的培养上，虽然各家俱乐部加大了后备力量的培养，但转会市场的死水一潭又限制了球员的流动，也就限制了年轻球员进一步成长的步伐。弊端远远不止这些，在摘牌之前的密谋中，俱乐部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金钱，更重要的是，一些利益的交换也随之产生，所谓假球，就不过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产物，是一个筹码，这些弊端又是我们在表面根本看不到的。

　　向更深的方向反思，中国足协的管理方式显然也受到了挑战，不符合足球发展规律的政策不断出台，中国足球也就在这些内耗中艰难地前进着，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心痛。

    (体育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