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驻海湾摄影记者龚兵

　　2003年2月24日，巴格达，下午，晴。

　　下午，我来到巴格达东部的一座体育场，采访几名埃及艺术家为向面临战争威胁的伊拉克人民表示声援而举行的文艺演出。在去的路上，司机萨米告诉我，这座名叫“人民”的体育场就是巴格达最大的体育场，伊拉克国家足球队几乎所有的主场比赛都在这里举行。不过到了那里一看，我发现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估计不会超过4万个座位，而且设施看起来也比较陈旧。

　　大约两个小时后，当我结束采访、收集器械准备离开时，一眼看家约200名小足球运动员正在体育场外的训练场草坪上训练。这些小运动员大的13、4岁，小的7、8岁，清一色都是男孩，全都身着正式的运动服和足球鞋，是非常正规的足球学校。这个场景一下子抓住了我。然而此时我需要马上赶回去发稿，于是在问明了他们每周一、三、六下午都在这里训练之后，我只拍了几张照片就匆匆地离开了。本想尽快前来专程采访，谁知由于太忙，等我抽出时间已是半个月后。

　　3月8日，巴格达，傍晚，多云。

　　美国发出了17日的最后通牒，战争已经非常临近，我真担心他们是否还在训练。不过到那里就发现，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天的景象与上一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见孩子们依照年龄的不同而分成了几个组，每个组都有至少一名教练负责指导，有的在练习射门，有的练习运球，有的分成两组进行比赛，还有几个专门练习守门。所有的小运动员都训练得非常认真，似乎即将到来的战争与他们完全无关。

　　在一名工作人员的指点下，我找到了这里的总教练，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名字很饶口，我只记得他的绰号叫“阿里巴巴”，以前是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的队员。他一听说我是中国人，兴奋地一把握住我的肩膀，原来他也是1959年访问中国的伊拉克足球队一员。据他介绍，伊拉克有许多所少年足球学校。我所看到的是伊拉克国家足协下属的足球学校，也是全国所有足球学校中最为正规、水平也最高的一所，有250名小学员，年龄都在8－13岁之间。孩子们上午在各自的学校读书，每周利用下午的业余时间进行3次训练。尽管战争的危险日益临近，他们的训练却一直没有间断。我问“阿里巴巴”可不可以拍照，他非常爽快地同意了。孩子们见到我这个外国人在给他们照相，训练起来更卖力了，很快我就拍到了比较满意的照片。可惜，当我结束拍照准备再向“阿里巴巴”了解一些情况时，他已经离开了。

　　夕阳涂抹在他们脸上，镀出一道光彩，眼神和表情都很专注。我想和他们聊天，可那个工作人员一脸无奈地用英语说那些小孩都不懂英语。交流是不可能了，我看着他们配合、射门、扑救，然后默默离去。

　　3月27日，约旦靠伊拉克边境边境，下午，晴。

　　我们开车去鲁韦希德难民营采访。这是不久前约旦政府专门为接待来自伊拉克的难民而修建的，距约旦首都安曼约300公里。伊拉克战争开始后，该难民营累记接待了560多名难民，不过他们全都是在伊拉克学习或工作的其它国家的公民，并没有伊拉克人，而且其中多数都已离开，目前还住在这里的只有100多人。由于先绕道去北部采访了4名在伊拉克境内遭美英联军空袭而丧生的约旦留学生的葬礼，我们赶到难民营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此时我们才知道，为了减少记者们的采访活动对难民正常生活的干扰，难民营的管理者新近实行了一条规定，每天只在上午10－11点和下午2－3点对记者开放两个小时，其它时间记者们一律不许进入难民生活区。

　　现在是下午4点，大老远驱车几百公里赶到这里，居然不让我们进去，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我站在难民生活区的入口处朝里面望去，只看到了很少几个人，而且多数还是工作人员，完全没有任何可拍的画面，于是决定先到旁边转一转。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次回到生活区入口处的时候，我发现几名难民正在里面约100米处踢足球！我立即把机身上的17－35毫米的广角镜头换成35－350毫米的长焦镜头，将他们踢球的画面一一拍下。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难民们几乎每天都踢球。由于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等国际机构的努力，难民们的物质生活基本上是有保障的，但精神生活比较枯燥。不过该难民营位于约旦东部的荒漠地带，周围到处都是天然的足球场，看来踢足球将是他们在寂寞无聊的难民生活中打发时间的主要手段之一。

　　最后一班诺亚方舟

　　特约记者汪翰

　　穆罕默德·伊班·穆萨安静地坐在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他说话的声音低沉但骄傲，“那是我的儿子。”他指着不远处空地上正在带球突破的小男孩，“小艾哈迈德是这里最棒的球员，他会成为下一个贾巴尔。”穆萨嘴里的贾巴尔大概指的是伊拉克劲旅扎瓦拉竞技队的明星阿卜杜尔-贾巴尔，不过这个贾巴尔是谁并不重要，因为穆萨已经失业了6年，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是伊拉克政府的救济粮，他不太可能为儿子支付踢足球的费用。

　　这是2003年3月2日伊拉克南部港口巴士拉的一个傍晚，当时的穆萨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十几天后，美英联军就会向伊拉克发起攻击，他还在憧憬着未来，“我正在筹措路费，我希望带着小艾哈迈德去巴格达或纳吉夫，那里的俱乐部一定很乐意我的孩子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感谢真主把小艾哈迈德赐给我。”他的眼睛望着天空，那种喜悦和感激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小艾哈迈德并不是真主赐予这个39岁的失业伊拉克男人的唯一礼物，实际上，真主赐予了四份礼物给他：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只有5岁的长子乌尔纳和3岁的次子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死于联合国军的轰炸；1996年，他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被一场腹泻夺走了生命，唯一留下来的就是10岁的小艾哈迈德。

　　很遗憾，小艾哈迈德得这一次突破并没有造成得分，他看上去有点困惑，眼光向父亲这边扫过来。这是一块长约30米宽25米的空地，它原本是一个露天停车场，靠这个停车场西面的应该是一个房屋，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这个房屋已经不存在了，瓦砾之中居然还剩一面墙，墙内还镶着门框，墙和门框上都被烟熏得死黑，如果仔细观察，甚至还可以发现一些弹片散落在瓦砾中。这里显然成了这十几个足球小将的一扇球门，而另一端的球门则是两块砖头。

　　这是降示你的经典——你的胸中切不可因此而有一点烦闷——以便你借此而警告，并以此做信士们的教训。

　　——《古兰经》第七章

　　自1991年巴士拉被划入禁飞区以来，美英联军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巴士拉的轰炸，整个巴士拉省，几乎每周都有无辜平民被炸死的事件。刚开始还有一些人道组织发点呼吁作点谴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似乎都淡忘了这里在非战争状态下的伤亡。到后来，连伊拉克官方的新闻机构都懒得多费时间和口舌在巴士拉，好像这个地方被整个世界都遗忘了。

　　穆萨从一出生就住在这个离巴士拉市中心约30公里的小镇上，海湾战争前，他的职业是一个厨师。自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制裁后，整个巴士拉省的人民都由国家统一配给粮食，他当然也不必帮任何人烹制食物了。“一切都是真主的意识。”夕阳打在他的脸上，他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是一种喃喃自语，“他把小艾哈迈德赐予我，让我为他感到骄傲。”

　　小艾哈迈德现在就坐在父亲身边，他看上去还不太适应和陌生人交流，不时偷偷打量一下记者，显然最让小艾哈迈德感兴趣的是记者手里的录音笔，他甚至鼓足勇气轻轻摸一下它。“艾哈迈德每天踢10个小时球，基本上一起床就来到这里，有时没有一个伙伴，我就和他练一些最基本的东西。”10个小时！他不用上学吗？“这里没有任何学校了，（海湾）战前有一所学校，但校园在战火中被毁掉了，而且那所学校的老师现在都改行了，政府没有钱，老师们只有到外地去找点活儿干。”

　　整个巴士拉省像小艾哈迈德这样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孩子超过20万，而整个伊拉克6至15岁的失学儿童高达160万。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实行义务制教育，但战争毁灭了孩子们的希望，目前伊拉克的文盲数正以每年8.8%的比例飞速增长。陪同记者采访的伊拉克新闻官易卜拉辛承认，作为受制裁重灾区的巴士拉，目前的教师总数不足1500人，于是在这里，足球倒成为孩子们最好的老师。

　　小艾哈迈德在记者的采访本上用歪斜的阿拉伯字写下“真主”、“伊拉克”和“足球”，或许这是他唯一会写的三个阿拉伯单词。“你想上学吗？”记者问了一个残忍的问题。

　　小艾哈迈德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望了一眼父亲，有点犹豫地说：“有点想，不过上学可能就不能踢球了。”在上学和足球之间，10岁的小男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踢好了球能干什么？“我想成为扎瓦拉竞技队的一员，那样也许……”小男孩又歪着脑袋，在记忆里竭力寻找幸福生活的标志，也许是“幸福”确实过于长久地疏离了他，使他对“幸福”缺乏最起码的概念上的认知，“那样也许就不会再有炸弹了。”

　　足球踢得再好也未必会远离炸弹，不过这话记者实在无法对满脸憧憬的小艾哈迈德说出口。趁着小艾哈迈德重新杀回被炮火轰炸过的门框，穆萨说：“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他还有两个哥哥就使被炸弹炸死的，不过去年一个跟他一起踢球的孩子全家被一枚炸弹打中。穆萨突然指着对面坐在堆碎砖头上的一个小男孩，那个男孩比艾哈迈德可能小一两岁，他是这块空地上唯一没有上场踢球的孩子，因为他的右腿齐膝失去了，“他叫谢克拉，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

　　穆萨说这些话的语气里竟然有几分歉意，或许是艾哈迈德无法准确地向记者这样的外国人描述出“幸福”的轮廓，他担心记者失望了。伊拉克人总是慷慨地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用来招待他们认为值得招待的人，不过这个场景只发生在两伊战争以前，穆萨也许更能准确地表达什么才是幸福生活，至少在1980年以前，他过了16年不用担心轰炸的生活。

　　“想离开这个地方吗？”趁着陪同新闻官的暂时离开，记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不想，”穆萨的问答非常坚决，“我出生在这里，如果让我离开，我不如立刻就死。我只希望制裁早点结束，可以把艾哈迈德培养成伊拉克足球的骄傲，真的，现在我并不仇恨任何人，这场战争让我失了很多，我不想再失去什么，我有小艾哈迈德，他有足球，我们都不想失去这些。”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18天，穆萨的声音低沉而安详，那个时候，他的心中只有善意和希望。

　　当大地猛烈地震动，抛其重担，说“大地怎么啦？”在那日，大地将报告它的消息，因为你的主已启示了它；在那日，人们将纷纷地离散，以便他们得见自己行为的报应。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行一个小蚂蚁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

　　——《古兰经》第九九章，麦地那

　　在巴士拉地区的3天采访里，记者随处可见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街道上追逐足球，那个足球常常是破烂不堪，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孩子们的心情。足球一直是伊拉克的第一运动，尽管巴士拉有两支职业球队（Al-Mina'a和Basra），可显然不是伊拉克足球的中心，甚至比不上摩苏尔、纳杰夫。由于记者不可能呆很长时间，等不及3月7日的那轮联赛。Basra现在联赛倒数第二，在有7支球队降级的伊拉克联赛呆不了多久了，不过当地人更支持实力羸弱的Basra，“因为全都是巴士拉人，Al-Mina'a里有很多其他地方的人，比如巴格达。”

　　相比而言，这些孩子的基本功比中国国内踢街头足球的同龄人差了很多，实际上，由于制裁导致的信息匮乏使这些巴士拉孩子对足球的基本规则都处在一种似懂非懂的状态。记者在巴士拉市中心公园的一块草地上听到一群七八岁孩子关于点球的争论，大概是一方的守门员把球踢出了界外，而另一方的孩子简单地认为这个守门员犯规了，要求射一个点球。

　　大多数踢球的孩子都有家长陪同，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一群成年人围在一起看孩子们踢球。在记者采访巴士拉时，整个海湾上空其实已经战争阴云密布了，但巴士拉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战争的临近，因为这个地区经常遭受美英联军的空袭，而空袭警报多响几次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意外。

　　空袭警报是种扯裂肺腑的声音，急促、尖锐、惊恐。刚听到这种声音时，记者立刻会火速找一个离自己最近的防空洞钻进去。巴士拉的绝大多数市民家里都会有类似于地下室的防空地点，自美英划出禁飞区以来，伊拉克政府拨出巨资在巴士拉地区的居民屋修建了防空设施，而当地人也非常热情招呼记者到自家的防空洞里暂避。不过他们自己却很少在空袭警报拉响时钻进防空洞。记者在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时，下了决心让自己留在地面上，然后发现绝大多数巴士拉人若无其事的继续各自的活动。

　　“他们不害怕空袭吗？”“习惯了。”新闻官易卜拉辛的解释简单却相当有说服力。对于战争，伊拉克的孩子显然毫不陌生，他们很少被空袭警报影响自己踢球的乐趣。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巴士拉市郊一个废弃的小学操场上，当时记者在空袭警报响起时继续留在那里进行采访，因为大多数空袭警报都是虚惊一场。

　　但操场北边真的发出剧烈的爆炸声，这种感觉跟记者以前在国内采石场或拆迁工地上听到的炸弹声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地面正被摧残得绝望颤抖的感觉，几乎把记者掀翻在地。当记者准备迅速逃进防空洞时，发现操场上那群正在踢球的孩子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只是慢慢地趴倒在地，有个细心的孩子甚至把球抱起来压在身下。一个当地人甚至还微笑着告诉记者：“别担心，一般在一个地方爆炸一次后附近就安全了。”

　　这个废弃学校北边一两公里有个仓库，原来是专门存放从巴士拉港卸下来的进口商品，不过已经空置了很久，自1990年8月起，这里就从来没有过任何进口商品。

　　他曾制止他们对你们下手，也制止你们在战胜他们之后在麦加山谷对他们下手，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古兰经》第四八章

　　巴士拉有很多孩子拥有足球，这些球虽然有些破旧，但基本上都是比较正规的比赛或练习用足球。在巴士拉这个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5美元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多足球倒是件比较奇怪的事，新闻官易卜拉辛告诉记者，这些球几乎全是联合国救援小组或世界人道组织的捐赠品，“但我们不是乞丐，我们需要的不是足球、或者救援粮食什么的，我们需要的是恢复生产力，美国人伙同联合国剥夺了我们劳动的权利，就用这些东西来施舍。”

　　的确，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仅有足球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爱面子并曾是中东地区最富裕的伊拉克人很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施舍。不过孩子们显然无法体会成人的悲伤和无奈，在足球里得到的乐趣足以让他们忘记近在咫尺的炮火，他们在各种地方享受这难得的一点快乐。

　　14岁的萨利赫身后是一堵显然是被炸弹炸了个大洞的墙，这个洞宽约2米，这枚炸弹的威力看来不小，这个洞就成了一扇“天然”的球门。萨利赫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小城阿马迪亚，海湾战争时，因为连续不断的库尔德游击队和政府军发生冲突，萨利赫全家迁到巴士拉，他的母亲就在这次长途迁移中去世，而36岁还在服兵役的父亲则在半个月前被征调到巴格达，目前他跟着祖父生活。萨利赫有一个优秀门将的潜质，表情沉着，说话相当有条理。

　　“我站在这里就很快乐，这里、那里……”萨利赫指了指“球门”两端，“就是我的地盘。”跟几乎所有的伊拉克孩子一样，这些踢球的孩子总是很愿意接受采访，记者和萨利赫聊了两句，就发现几乎所有正在踢球的孩子都围到了记者身边，但他们总是很有礼貌，绝对不会胡乱插嘴或打断采访。“你想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吗？”当这个问题摆在萨利赫面前时，他才显得有点犹豫，“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成为一个战士，保卫我的国家。”

　　“你喜欢战争吗？”“当然不，我只是仇恨美国人。”

　　“为什么仇恨美国人？你见过他们吗？”

　　萨利赫摇摇头，有点迟疑地望着记者身边的新闻官，显然，他对美国的仇恨仅仅来自于前辈们的口述，“他们是魔鬼，和犹太人一样都是魔鬼。”

　　记者不得不就此结束采访，因为几天来一直笑容可掬的新闻官脸色有点难看了。当看着萨利赫又兴高采烈地回到那堵破墙前面时，他的脸上即没有仇恨，也没有战争。

　　今年2月，记者曾专程赶到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那里有亚述帝国全盛时期的首都尼尼微，当然，现在那里已不复“血腥狮穴”时代的辉煌，几乎所有的文物都被19世纪披着文明外衣的英国人或偷或抢到了大英博物馆。不过那些楔形文字还是证实了《圣经·创世纪》里面的故事：上帝派大雨和洪水来惩罚那些荒淫及自相残杀的人类，只有一个名叫尤特拿比利姆的人造了只木船，载上家人和动物逃离了那场劫难。关于诺亚方舟究竟漂到何处今天有太多说法，在阿拉拉特山，还是达达尼尔海峡，不过巴士拉的孩子肯定不会参加关于这条船的寻找，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

　　后记：

　　有时你必须祈祷

　　文/汪瀚

　　在接到《竞赛画报》筹备组的越洋电话时，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帮哥们儿疯掉了！电话那头很客气但很不容质疑的声音告诉我：“去趟巴士拉吧，如果美国佬真要攻打伊拉克，首当其冲的就是巴士拉。”看来我这帮作体育的朋友对国际局势还算有点研究，在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就把几块很丰沃的科威特油田划到了巴士拉，于是5个月后的“沙漠风暴”行动就把巴士拉当作重点攻击目标，何况当时种种迹象尚不能证明土耳其会真的向美军提供战略跳板，那美国一旦进攻伊拉克，科威特就成了唯一的基地，而距离科威特最近的大城市巴士拉就不得不再次遭殃。

　　虽然巴士拉自美英单方面设立禁飞区以来，轰炸从未停止过，不过我没有拒绝，因为一个战地记者曾经是我的梦想。我的记事本上就重重添加了以下几个字：“2003年3月1日，去巴士拉！”

　　听酒店的侍应生介绍，有一班飞机是从巴格达飞往巴士拉的，不过他善意地提醒我，这班飞机大部分时间处在禁飞区上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这班飞机被美英战机击落的悲剧，“但美国人是魔鬼，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疯狂到袭击民航飞机。”侍应生的说法很有道理，尽管我并不认为美国人是魔鬼，但根据我对美国人的了解，一时疏忽发射一枚导弹把民航打下来的概率不会低于感染上非典型肺炎，租一辆车去巴士拉显然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的司机兼导游哈辛是土生土长的巴格达人，他谈起巴士拉的感觉就像国内的北京人对上海，毫无疑问，曾经是两河流域甚至整个西亚地区最大的港口巴士拉是伊拉克开放和繁荣的标志，当然，在钢铁和火药的覆盖下，巴士拉早已今非昔比。其实沿着6号公路经过的地区都是古代苏美人的地盘，苏美人的灿烂文明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向北狂奔的T62、T72坦克和GCT自行火炮。当文明发展到一个阶段，毁灭和破坏反而成了主旋律。

　　趁着停车放水的功夫，认真欣赏了一下传说中的底格里斯河，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准确无误地诉说我当时的感动，前途可能是死亡，而眼前是满天黄沙下的一大片翠绿和奔腾的生命之河。我肯定地说，就算当时我被导弹立刻炸死，我也可以心存感激地告别人世。

　　抵达距离巴格达400公里的东南战略重镇阿马拉时，战争的气氛已经相当浓郁了。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再三检查，公路两旁堆满了沙袋，而街道上也充斥着各种坦克和火箭炮车，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真实地处在拥有这么多大家伙的地方，充满巴格达街头的AK47显然不能和这里的军火相媲美。最搞笑的是几门高射炮平放下来当野战炮用，哈辛颇为专业地告诉我，因为长年遭到制裁，伊拉克的很多工厂生产不出这种高射炮的零件，因此没法承担打飞机的职责，只好对付一下地面部队。

　　在离开阿马拉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大概是脸色苍白地劝说哈辛，找个防空洞躲一躲，但哈辛说了句很有哲理的话：“如果真主决定让炸弹落在我的头上，那就让我们遵从真主的意思吧。”车继续向南奔去，所幸我们一直没有听到轰炸声，哈辛对惊魂未定的我上了堂战前教育课：“在这个地区，几乎每天都会响空袭警报，但有时是真的，有时只是一场虚惊。”

　　从阿马拉出来，在一条临时搭建的浮桥上越过底格里斯河，没多久，伟大的幼发拉底河就向我们迎面扑来，这条孕育了巴比伦文明的母亲河已经显得疲惫不堪了，她承载了太多的眼泪和鲜血在库尔纳和底格里斯河——她那同样悲伤的兄弟——汇合成阿拉伯河，而后一路无力地滑向波斯湾。哈辛突然指着左前方的一小块灰蒙蒙的土地大声告诉我：“看见那里没有，那里就是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就是在那里偷食的禁果。”我精神大振地冲他指的地方望去，但那里除了几株枯树，什么都没有。我实在难以想像那里就是故老相传的乐园，就像我在巴比伦空中花园遗址前，也始终没有想像出那里曾如何风景如画。

　　我们在阿拉伯河和哈马尔湖之间义无返顾地向前奔驰，公路旁是大片大片的沼泽，沼泽地里居然搭着一些简陋的小草房，几个小男孩在沼泽地里嬉戏，炊烟从各处缭缭升起。这里可能是我们沿途见到的最远离战争的乐园，哈辛告诉我：“这里住的有些人甚至连阿拉伯语都不会讲，他们是最古老的苏美人后代，甚至到现在还保持着苏美人最原始的生活习惯，他们很少和外人来往。”也许正是因为原始和脱离文明，才使得这里至少没有导弹和眼泪。

　　巴士拉渐渐接近，突然感觉自己来到了中世纪，时间好像在这里停滞。大街上人其实不算少，但除了玩耍的孩子，几乎没有行人，每个人都静静地站着或坐着，眼睛里满是无助的绝望。远处一个被炸掉了一半的烟囱立在那里，仿佛还想向我诉说这里也有过工业文明的痕迹，“那里曾是巴士拉最大的食品加工厂，但在轰炸和制裁后，这里几年前就已经完全停产了。”陪同的新闻官易卜拉辛的愤怒看来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现在的巴士拉没有工业、农业，没有贸易，什么都没有。”

　　这的确是个完全停滞的地方，每个市民都无法从事任何生产，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领救济粮、呆望天空和看着炸弹夺走自己和亲人的生命。毫无疑问，我的采访进展得异常顺利，每个采访对象几乎都是拉着我和他聊天，甚至连家庭妇女听说我只是来采访体育的记者，都立刻强调自己也是个标准体育迷。但他们的记忆似乎停留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他们可以清晰地告诉我，1990年在意大利罗马，德国人是如何艰难地击败阿根廷捧走大力神杯，但他们不知道1994年的美国、1998年的法国和2002年的韩国。孩子们最近的偶像是马拉多纳和马特乌斯，罗纳尔多和齐达内在这里倒成了不折不扣的外星人。因为制裁，这里很少有人家有能力购买电视机，他们和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报纸和一些老掉牙的收音机，不过因为长期遭受轰炸，这里收到的电台信号和拿到的报纸都极少，何况，他们已经无法再关心除了解除制裁和和平到来之外的任何消息了。

　　采访结束离开巴士拉时，一个曾在当地做过老师的路人告诉我，伊拉克著名诗人拉撒夫（1875-1945年）的一个后人就住在离我们住地不远的地方，他是当地著名的画家，曾当过兵的拉撒夫一直是我比较欣赏的阿拉伯诗人，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拜访他后人的念头。在一个充斥着钢铁炮火的地方，文学和诗歌都是无力的。

　　当我在给《竞赛画报》写这条稿时，正是英军向巴士拉发起攻击的第17天，我安静地坐在北京的住所里，轰炸和死亡都离我很远，我无法想像现在的巴士拉离地狱还有多远，我只能为那个在被轰炸的墙洞前守门的孩子祈祷。同时也向上苍恳求，希望有一天能让我重回巴士拉，和那个画家谈谈关于他先辈的理想。

　　伊拉克足球：离战争最远，离天堂最近

　　特约记者哈马德·拉希德发自巴格达

　　“啊……”一声惨叫划破巴格达Al-Shaab球场。Hawar Mulla-Mohammed痛苦地倒在地上，不是被炮弹打中，而是被对手放倒。他双手抱头躺在大禁区前，一道血痕划过脸庞。大概1万多个伊拉克人都站了起来，担心他们的英雄受伤退场。

　　3月21日下午4点14分，伊拉克战争第2天，伊拉克联赛第28轮。排名第5的巴格达空军队（Al-Quwa Al-Jawiya）对排名第3的纳杰夫队。两支还有夺冠希望的球队，一场龙虎斗。对伊拉克人来说，意义决不仅仅是足球比赛。另一支巴格达球队Al-Zawraa开赴前线的巴士拉，和当地的巴士拉队进行另一场比赛。战火几乎将伊拉克一切活动全部燃为灰烬，只有两场联赛正常进行，一场在巴格达、一场在巴士拉，告诉人们，足球还活着。

　　穆翰姆德，“摩苏尔之鹰”，我的偶像，尽管他不是巴格达人，可这里的所有人都不在乎，只要他能为空军队进球，只要他让现在的伊拉克人还看到漂亮的进球！现在他就那么躺在那里，别想有什么四人抬的担架或者更先进的医护车会冲进场内，只有两个身穿俱乐部字样衣服的人冲进场内，手把手将穆翰姆德抬出场外，没有任何护理措施，简单止血后用纱布包扎了一下。教练Mohammed Nassir、一个可爱的50多岁的老头冲了过来，摸了摸他的头，说了几句，穆翰姆德点了点头，没多少时间又杀回场内。

　　好家伙，告诉你，这是被封锁的伊拉克。没有草地肥料，没有修草机，没有交换球衣（每个人只有一套球衣），甚至没有阿司匹林，没有去痛喷雾剂。少量药品都被保留给国家队，也被用得七七八八了。以前，乌代对球员虽然凶残，可物质供给没有问题，住在巴格达最好的酒店，不愁吃、不愁喝，但长期封锁让他们无法再继续这样的奢侈行为。前国家队主教练斯坦奇说过一句金玉良言：“我们不是娇弱的欧洲人，不需要那些身体奢侈得一点小伤就要休息一两个星期的家伙，只要那些受伤后一两天里就能马上爬起来的硬汉子。”穆翰姆德就是这样的铁汉。可斯坦奇这个口口声声坚强的德国人什么事没干，却被战争吓回了家。

　　我是下午3点出门的，早上电视里出现了乌代。“战争让我们痛苦，很多比赛被迫取消，但纳杰夫英雄们已经到了，他们和空军队的比赛仍然继续。以后，所有进行的联赛都取消门票，任何伊拉克人都能免费看球。”这是两天来唯一的好消息。

　　平时都是步行，去Shaab球场大概要半个多小时。巴格达街上一切正常，安静而从容，警察和士兵明显多了起来，但没有什么影响。穿越底格里斯河向东时，我闻到了一股焦木的味道，两栋大楼明显断了一截，还在扑扑地吐着黑烟。也许再过几天，我们居民区也会出现这样的镜头。

　　到了，Shaab，我的圣地。人挺多，和平时一样多，大概有近2万人吧，都快乐地往以前要付钱才能进入的大门里涌。 大家快乐着寒暄，我直接冲到北看台，那里一群哥们已经占了位，以前都在一起踢球的，现在我们约定每星期看球，如果有时间再一起去玩两脚。有些人和我一样，没有结婚，没有家庭，把生命献给了战争和足球，前者是被迫的，后者是自愿的。36岁的阿马德·卡扎尔带来了9岁的小女儿纳蒂雅——我们这堆人最喜欢的小机灵。“真好啊，听说学校马上就要放假了，我也不用去上学了，天天这样玩来玩去多有趣啊。”童言无忌，她不知道这样“玩来玩去”会玩出什么后果，天真地想象球场爆满意味着大家都还是无忧无虑。

　　有没有反战标语？没有，一条都没有。，老实说伊拉克人根本就不懂得用什么标语，再说那玩意有什么用，难道给过来轰炸我们的美国飞机看，我们在反对你，千万别来。所有人来Shaab只有一个原因：寻找快乐，忘记政治、忘记战争，这些都不应该属于巴格达。

　　巴格达有9支球队，差不多占了联赛的一半，可只有5个球场。大多数没钱的球队都会选择Shaab，像塔勒克啦、索尔达啦……我们也喜欢Shaab，不像Al-Zawraa那么盛气凌人。巴格达男人有句话：Shaab是一辆美丽的公共汽车，可以带你到快乐的天堂。现在，门票都不收了，免费带你去天堂。

　　二三十个警察和士兵负责治安，有的在门口站岗，有的在跑道巡逻，眼神却一直盯着比赛。上半场结束后，他们忍不住散开，三三两两地坐到看台上。一个明显长官摸样的人瞄着一切过程，没有什么反应，他好象是纳杰夫人，几次为客队紧张不已。

　　离我们不远处，两个警察围住一个人。我呆了一下，以为那家伙说了不该说的话，仔细一看才明白，那人在给他们画肖像，就过去凑个热闹。易卜拉辛·萨里姆，20出头的样子，是个艺术家，他画得很快，几分钟就画完了，两个警察开心地捧着素描走开了，一边还在议论着什么。“我原来在巴格达大学读书，现在靠给人画画为生。”萨里姆把放在身边的一张纸递过来，原来画的是刚才穆翰姆德躺在地上的样子：强悍的身体倒在一片空白上，下面是庞大得惊人的影子，不知道为什么不懂绘画的我居然心里一紧。

　　伊拉克人喜欢诗歌，却对绘画不感冒，何况现在自顾不暇，谁又有空买什么绘画。破旧的衣服、用了一半的铅笔，炮火下，绘画和足球一样都是奢侈品。“我现在又找了一份苦工，可以混顿饭了。你知道吗？这样的画我已经有二十几幅了，每次外地俱乐部来比赛，我总要来画，等画到100幅，把所有伊拉克最好的球员在场上的神态都画下来，我就可以去展览了。”

　　“受伤的穆翰姆德还是最棒的。”萨里姆说的没错，他的头球摆渡让中场马尔科打进唯一一球，空军1比0赢了纳杰夫，继续保持了夺冠的希望。纳蒂雅兴奋地冲了出去，回来时得意洋洋地拿到一本子，上面有穆翰姆德的签名。“他踢得比爸爸好多了。”我们微笑着离开了天堂……

　　亲爱的中国朋友：

　　你们好，今天我又看了一场比赛，扎瓦阿对萨马拉。很多人以为比赛取消了，只有大概5000名观众，而球场可以坐5万人。这是巴格达最冷清的一场比赛了，可大家坐在一起，也挺热闹的。

　　扎瓦阿是伊拉克的曼联，胡桑·穆翰姆德（头号射手）是伊拉克的罗纳尔多，他进了一个，另两个球是方济进的，他是伊拉克的齐达内，拥有最美妙的技术，特别是他那脚倒勾可以让人快乐好几天。

　　可我很悲伤。卡扎尔没来，朋友说他的妻子在前天买东西时，一颗导弹在身边不远处爆炸，刚送到医院就去世了。这两天，纳蒂雅总是盯着爸爸，问妈妈去哪里了。

　　我想，卡扎尔会带着纳蒂雅回来的，因为她妻子已经去了天堂，而Shaab就是我们的天堂。

　　你们的朋友 哈马德·拉希德

　　伊拉克足球和萨达姆

　　特约记者Abbas Obiad发自英国

　　“我为共产党、资本主义、伊斯兰君主服务过，现在又轮到一个独裁者。不过我的工作没有变化，只有一个目标——把球踢进网内。”

　　前伊拉克国家队和国奥队主教练、德国人斯坦奇反驳那些关于他将成为萨达姆走狗的人。不过说来有趣，去年10月雄心勃勃上任、今年2月狼狈离开的斯坦奇根本没有见过掌握伊拉克足球命脉的两大人物：萨达姆和长子乌代

　　1995年8月的一个星期二下午，《星期天泰晤士报》资深记者罗宾·韦勒一个人呆在伦敦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坐立不安，平时就算采访希勒、普拉特这样的足球大腕他都非常冷静。今天这个对象实在太过特殊。

　　4点05分左右，咖啡馆的门被推开，几乎是看到人影的一刹那，韦勒就知道自己的采访对象来了：6英尺2英寸的高大身材、肌肉结实、衣着整齐，一个年过30的阿拉伯裔男人。

　　沙勒尔，全名Sharar Haydar Mohamad al Hadithi，伊拉克曾经最顶尖的足球明星，在逃亡英国两年后，终于决定接受西方国家的采访，说出他一直埋藏在心里的梦魇。韦勒后来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写道：“他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英国籍阿拉伯人，英语带有明显的中东口音，语速中等，只有在说道‘萨达姆’和‘乌代’两个词时，右脸颊总有不自觉的轻微的抽动。”

　　萨达姆是出了名的足球迷，不过也有人说这个恶名昭著的家伙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才大力扶植足球的。两伊战争后，萨达姆突然发现，足球这项集体运动可以让全民狂热，而且可以培养所有人的民族意识。然后，他把自己的大儿子乌代扶植到足协主席的位子，后来乌代又掌管了巴格达最敢说话的报纸《巴比伦报》、青年电视台、国家奥委会、青年联合会和记者协会，可见萨达姆是把足球当成和媒体一样可以操纵人心的有力武器。

　　毫无疑问，在萨达姆示意下，乌代的很多措施让伊拉克足球高速发展，俱乐部和国家队水平都上升很快。当时，伊朗几个俱乐部在西亚水平最高，为了迅速把伊拉克俱乐部提升到可以和伊朗人较量的地步，乌代甚至直接掌管了巴格达的著名俱乐部Al Rashid。这也是沙勒尔等人噩梦的开始。

　　沙勒尔10岁就疯狂地迷恋上足球，从小和朋友踢着街边足球长大，1986年他的天才被发现了，进入Al Rashid后不久就被乌代看中了。伊拉克足球的统治者非常礼貌地写了一封信到俱乐部，表达了他对沙勒尔的欣赏，然后要求一次训练结束后，和沙勒尔单独见面。不到20岁的沙勒尔几乎和所有伊拉克少年一样，是听着看着萨达姆残暴、凶狠行径长大的。“不过我刚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一个微笑的乌代，充满魅力。他坐在桌子后面，背后高高挂着父亲的肖像照片。他和我聊了很久，非常开心，甚至对我说了几个足球场上的笑话。我以为他是一个好人。”

　　之后的事人尽皆知：乌代暴露了冷酷无情的性格，只要比赛输了就殴打球员，有些行动甚至有些变态：随身携带一把剃刀，只要输了球就给所有球员马上剃光头，在坐落在巴格达的伊拉克奥委会大楼（4月初被美军炸毁）里设置秘密监狱。当伊拉克被淘汰出1990年世界杯决赛时，乌代甚至鞭笞球员并且把他们送到巴格达的监狱里关押起来。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乌代还给所有参加国际青年比赛的球员虚报假年龄，以便取得好成绩。这些恶行，沙勒尔都亲身尝试过，当他看到一个队友因为违反喝酒令而被关押到附近的一个黑狱，一个月后出来瘦了10斤，连站都站不稳时，最终决定潜逃，不到萨达姆和乌代下台，不回伊拉克。“我和几乎所有了解情况的人一样，都希望乌代可以快点滚蛋，把他的独裁之手从伊拉克体育上空拿开。”

　　沙勒尔不是唯一一个对萨达姆父子垄断伊拉克足球不满的人，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萨达姆父子。伊拉克足球英雄、巴西教练乔治·维埃拉在1986年把球队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带入世界杯决赛圈，他就颇为欣赏那对丑名远扬的父子。相对来说，他更多和乌代打交道，只见过萨达姆一次，不过这也够他“骄傲一辈子”，因为这是萨达姆唯一一次接见伊拉克主教练。

　　“乌代很尊重我。”维埃拉否认那些关于乌代使用暴力对付球员的指控，也不觉得自己的教练权威受到任何政治权力的左右。“只是英国球队来要引进伊拉克人时，乌代绝对不会同意。”至于那次和萨达姆见面，维埃拉至今记忆尤新，世界杯后的庆祝仪式在豪华的总统府里进行，巴西人看到的是一个翩翩风度的中年男人，晚宴后两人在花园里谈话。萨达姆开始以为他是阿根廷或乌拉圭人，居然就用西班牙语和他交流，这让维埃拉惊讶不已：“我知道，他是一个暴君、独裁者、强硬派，不过他对待我的态度实在让人无可抱怨。”萨达姆和蔼可亲地叫他不要害怕，也会相信他对翻译说的所有话。“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害怕，问他为什么要用西班牙语问候他。”

　　萨达姆自信地说只是想直接了解他，不用通过翻译。维埃拉倒觉得萨达姆真正不相信的是翻译，“我知道所有的政治家都不会相信别人，他们都想自己来干一切事情。”话谈开了，萨达姆就和他聊足球、球星甚至是政治和政党，据说这个面对政敌毫不手软的暴君居然讲了一大堆笑话。

　　“在讲笑话这点上，他就是一普通人。”

　　伊拉克足球和库尔德

　　高喊萨达姆万岁，然后踢球

　　特约记者Abbas Obiad发自英国

　　下午1点30，太阳照得人直冒汗。何必非要在这个时候比赛呢，22岁的伊拉克人Mista Qalan心里琢磨，不过没时间给他婆婆妈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萨达姆万岁！”他用嘶哑的阿拉伯语喊出战前誓词：“胜利，为萨达姆。”

　　“胜利，为萨达姆！”队员听到队长带头呼喊，一起开始高唱：“我们把生命和鲜血献给你，我们将为你赢得战斗。”十几个声音汇合进来，在破落不堪的更衣室里闹出巨大的回响。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2003年3月29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第10天，北部小镇Arbil，Abdul Khalik Masook球场，2万多名观众。交手双方：来自巴格达的Al-Difa'a Al-Jawiya和当地的Hawler，后者是一支库尔德球队。

　　这是两个仇恨像海一样深沉的民族。今年1月，战争日益临近，萨达姆担心被美国和库尔德人内外夹击，下达特别令，禁止任何对北方库尔德人的补给供应，彻底切断了两边的联系。体育，特别是足球，是他们的唯一纽带。不管战况如何，联赛不会停止。在别处，相见就是厮杀，在球场，他们只是对手。球场经理Abdul Khalik Masook很高兴看到比赛爆棚，“战前，Hawler差不多每周都会到巴格达比赛，像Jawiya大概半年来这里比赛一次。”他是一个民族信仰很强的库尔德人，可“这是足球，不是政治。在这里，我们只竞争，只帮助，不会拼个你死我活。”

　　伊拉克甲级联赛有20支球队，其中3支属于库尔德人，那里的人民和伊拉克人一样把球场当作忘却一切痛苦的天堂。他们的对手，Al-Difa'a Al-Jawiya（以下简称Jawiya，其实联赛里有两支叫Jawiya的球队）属于伊拉克空军，1988年他们曾经轰炸了库尔德城市Halabja，投放了生化武器，造成5000多库尔德人死亡。但在这里，不谈政治。

　　Hawler，这支库尔德族最强的球队，甚至还有好几名阿拉伯人，连教练Hakim Shakir也是阿拉伯人。原因很简单，俱乐部背后有库尔德民主党支持，财力很雄厚，在那里踢球比大多数球队都多，主力射手Hamed Qasim是阿拉伯人，在战前的年薪能达到5000英镑，比伊拉克联赛的平均水平多了一倍。库尔德人毫不介意这种民族混杂的情况，甚至喜欢那些能带来荣誉的阿拉伯人，看球的一个木匠骄傲地夸奖他们的英雄Shakir：“以前我们总是要为保级而担心，他提升了我们的水平，不仅把球队带到中游，还带来了漂亮的进球。”球员关心的是可以确保家庭生活幸福的金钱，观众，只希望看到精彩的足球，在这里，就是这么简单。

　　在一片泥泞不平的场地上，比赛安静地开始、进行、结束。所有的观众都在疯狂地为主队加油，在战火隔绝的伊拉克，他们不用担心有客场球迷对着干。可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的Jawiya后来居上，2比1抢到了民族之战的胜利。打进制胜一球的Qalan到了场下一脸平淡，“这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是的，为萨达姆赢得了胜利，可终究不过是球场上的胜利。

　　并不是所有的比赛都那么和平，80年代后期，伊拉克反库尔德运动最高潮的时候，一次在库尔德斯坦进行的联赛就酿发了球迷暴力的惨案，起因是库尔德人不满裁判对伊拉克球队的偏袒，和看球的伊拉克人干了起来。海湾战争后，美国隔离了巴格达和库尔德人区域，伊拉克球队就不再北上，渴望踢球的库尔德人为了参加联赛，只好不停地南下。到新世纪后他们才重新拥有了自己的主场。

　　球场的名字来自一个库尔德暗杀组织的领袖，他早就被萨达姆处决了，被认为是民族英雄。球场往南大约10公里，凯勒克河默默地流淌着，战前那是伊拉克和库尔德之间的分界线。河边有50多个库尔德人哨所，每个哨所里都有一个库尔德领袖Massoud Barzani的画像、一个挂在墙上的塑料钟和八个背着卡拉什尼冲锋枪的士兵。他们整天坐在河边，抽着进口的土耳其香烟，一旦发现任何携带武器的伊拉克人越过河流，格杀勿论……

　　“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导弹飞行的声音和炮火的爆炸声……球场座无虚席，所有的人都欢天喜地为心爱的队伍欢呼。他们没有逃到防空洞的念头（那也无济于事），比赛继续，没有一个人怯弱地偷偷离开。”

　　Ammo Baba（伊拉克5、60年代著名球星、后担任教练）回忆起1991年海湾战争时巴格达的一场联赛（Zawraa vs Jawiya (Air Force)）

　　“除非战争爆发，球员不会被征入伍；即使战争真的打响，政府也不太会让他们参军。对伊朗战争时，我从来没有被要求穿上军装，我们就是球员。我现在的俱乐部里有6个人在国奥队，没有人去当士兵。”

　　Rahim Hamed（1986年世界杯时的伊拉克国脚，退役后当教练，4月初接替2月13日离职的德国人斯坦奇当上伊拉克国奥队主教练）反驳斯坦奇关于伊拉克国家队已经解散的言论

　　一个等待伊拉克足球队访问中国的男人

　　精心策划的战前巴士拉实地采访，意外获得的约旦难民营摄影手记……《竞赛画报》创刊号专题《战火下的伊拉克足球》只缺少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巴格达战地采访。几乎是凭着直觉，我们预感到战火不会焚烬伊拉克人对足球的热爱，也许没有正规的比赛，那伟大的街头足球肯定会存在着，对抗着“阿帕奇”、“大黄蜂”在空中的暴力霸权。

　　3月13日，一个电话让我们彻底蒙了，汪翰遗憾地说根据命令，所有中国记者必须马上撤出巴格达，到海湾附近的国家从侧面报道这场战争。我能理解他话语里的郁闷，所有的记者都想在赶到战地前线，报道最新的新闻。

　　我们必须面对更尴尬的事实：“巴格达那部分做不来了，你们另想办法吧。”

　　3月20日，美国开战，寻找记者仍然没有半点进展，哪个跨国记者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采访巴格达的体育活动呢？通过网络只寻找到一些信息，但拼贴过去的资料形成的冷冰冰的文章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真正的、站在现场说出自己血热声音的人才符合《竞赛画报》的风格。

　　3月25日，兄弟报纸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任意拨打巴格达的电话，大海捞针般寻找愿意接受采访的巴格达人。

　　3月25日-3月26日，一共拨打电话49次。28次没有拨通；13次电话通了但没有人接；3次通话，我们的阿语和英语记者都无法和对方的伊拉克语交流；2次通话，对方根本不愿意相信我们是中国媒体，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愿意谈话，毕竟所谓采访离被封锁、轰炸的生活太过遥远，太过不切合实际；2次通话，对方挺热情，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只有1次，我们找到一个热爱体育的人，可是大概只聊了3分钟，电话就断了，之后再也无法打通。

　　“我们没有丧失尊严，巴格达还有联赛，伊拉克足球还活着。”那个人用英语说的一句话让已经陷入绝望的我们看到一线希望：离真相已经越来越接近，只需要捅破阻拦在我们和巴格达之间的那层窗户纸。我们突然想起汪翰说过，伊拉克特别是巴格达人的英语水平非常高，很多老百姓都会说上只言片语，其中不乏口语流利的。改变方针，放弃阿拉伯语的google搜索，改用英文。

　　3月26日晚上8点，我们终于找到伊拉克网站，里面有一个庞大的社区，BBS非常活跃。这是一个阿拉伯文和英文混用的地方，前者只占四分之一，大多数参与者是已经移民或者逃离在外的伊拉克人，他们会在体育论坛上热烈讨论英超的最新战况或者北美冰球的最新动态，但大量还是关于战火下的伊拉克体育，那些寥寥数语已经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精彩。我们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同时注册了好几个名字，发表了好几篇阐明想法的贴子在体育和人气最旺的战争社区。

　　3月27日凌晨1点，大概有近20条回复和回邮。或许是阿拉伯人热情的天性，或许是另一个来自古老伟大民族的呼唤打动了他们。一个叫damaja的家伙比较无厘头，用中文“你好吗”打招呼，却把拼音打成nehaoma。他自称对中国挺了解，“刚和一个中国女孩打了2小时的保龄球。”

　　大多数回信比较严肃，我们注意到一个叫哈萨宁·穆巴拉克（Hassanin Mubarak）的人，他发来大量有用的文章，有些是英文，有些阿拉伯文。很快我们在网上聊起天来，穆巴拉克岁就离开了巴格达，和父母一起移民英国，现在正攻读法律。“小时候，我就在父母的要求下学了阿拉伯语，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伊拉克。”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在巴格达的好友哈麦德·拉希德（Hamad Rasheed），“他是一个铁杆球迷，对巴格达非常熟，会给你们很多帮助。”

　　3月28日下午，终于拨通了拉希德的电话，一声hello之后是差不多三分钟的互相问候和寒暄。我们的阿语记者经验丰富，其他人还是第一次见识阿拉伯人闻名天下的问候习俗。他的声音更低沉浑厚一些，显然不是像穆巴拉克那样的青年，但热情程度毫不减色，一听说我们的来意就和我们聊了起来。加上3次电话中断的十几分钟，一共聊了近一个小时。阿语记者休息的那会，我们的英语记者上场，拉希德的英语带有明显的阿拉伯口音，而且显然没有用母语那样带劲。他说了小时候的梦想——为心爱的Arbil队效力，说了自己在海湾战争时丧失了一条右臂，却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球场旁边，当时他看完一场联赛，在步行回家时一颗美军扔下的导弹在旁边爆炸，送到医院去只能切割右手。“本来我还是一支业余队主力前腰，后来只能去给他们当裁判了，不过朋友一起玩时我还会上场比赛。”拉希德聊得最多还是一周前看的联赛，“Basra1比1Al-Zawraa，有6000多人去看，我的英雄Husham Mohammed打进扳平一球。明天还有一场联赛，我还会去，只有在那里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3月29日下午，我们再次打电话给拉希德，想知道离战争最近的足球比赛到底如何，没有人接。晚上，收到一封意外的邮件，拉希德把比赛详细地描述了一遍。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拉希德的联系。

　　3月20日，新闻显示巴格达市内通讯中心被炸毁，普通电话无法使用，我们急忙给拉希德拨电话，根本打不通，给他的回邮也渺无音训。我们还在网上和穆巴拉克联系，他说自己也根本找不到拉希德，而且论坛上平时经常出现的巴格达人都没有再出现，“这时候，上网根本是不可能的，愿真主与他们同在”。昨天，我又给穆巴拉克打了电话，告诉他所有稿件都已经整理完了，图片也收集齐了，谢谢他的帮助，杂志出版后将寄给他一份。他的声音一下子快活起来，“谢谢你，这是最近几天唯一听到的好消息。我在忙着写论文，关于伊拉克人移民海外的问题。我想告诉别人离开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种支持。”

　　拉希德年轻自信的英语混着国际线路的沙沙声，从电话线那头慢慢传来，让人想起拉希德远为深沉的阿拉伯语。一个40多岁的断了右臂的热爱足球的巴格达男人，在给我们唯一一份邮件的开头这样写道：

　　中国也是一个热情的民族，我知道。

　　伊拉克足球第一次和中国发生关系是在1959年，当时伊拉克军队队（Iraqi Military）到北京、上海和河北打了4场比赛，后来又去了其他国家。

　　真希望有一天，伊拉克足球队还能到中国、朝鲜、越南和乌克兰巡回比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