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特约　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

　　龚建平案件使我想起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故事。

　　某地一位女记者夜行，被人持刀劫财，掏出十元钱后，女记者准备再掏剩下的硬币，那人嘟囔了一句“够吃饭了”就拔腿欲走。女记者一把拽住对方。“我是记者，你有什么困难也许我可以帮你”，几句滚烫的话语下去，那人被感动，竟跟着女记者吃了几口热饭后回到报社，在记者编辑们的谆谆教育下深深忏悔。

　　原来，这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家在农村，欠了十多万元的债，整天被人家逼债，父亲和他打工的钱加起来还不够还利息；母亲患有心脏病没钱治，还得拖着病体打杂工。姐姐在江西上大学，每天用辣椒当菜······。为了让姐姐上学，他小学时就辍学了。出门打工，原本幻想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结果钱没有赚到，还衣食无着。饿着肚子在公园露宿了几天后，他一咬牙捡了瓶酒灌了几口，拎起刀就走上了街头。

　　记者们听了这个故事都很同情。那位女记者陪送小伙子回到了家乡，孩子的母亲感激涕零。好心的记者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陪同下，把孩子送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同志表示对这样特殊的个案，在不违反法律程序的前提下，给予特事特办，实施取保候审。

　　临走前看到孩子家里剩米不多，记者从小卖部里买了两袋米，悄悄地放下。

　　该承担责任的承担了责任，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记者们消除了社会治安的隐患，也及时地挽救了孩子悬崖勒马，以免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情理和法律上都刀切驴粪蛋——两面光，或者用时髦的话说是“双赢”了。随着事件的发展，这家报纸以及记者的形象也日益增辉。

　　这个故事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有的细节可能记得不够确切，但是基本的情节就是这样。

　　我觉得记者们做得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最后那个买米的细节，简直就象当年我们成长过

　　程中受到教育的无数英雄故事一样，带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不过过去的故事中常常还有一句“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红领巾（或雷锋）”。

　　从整个情节上看，记者们一点都没有错，他们采取的行为兼顾理性和情感，无懈可击，几尽完美。犯罪总是要受到惩处的，不管抢的是十元钱还是一万元，都构成了犯罪，国有国法，任何一个公民都有举报犯罪，配合政法机关予以打击的义务。记者面对尖刀，不是退缩、屈从，而是挺身而出，以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攻心为上，挽救了一个人的灵魂。

　　但是我读完这个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我在想，记者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回到了城里，或许以后还会定期不定期地去看望一下那个可怜的孩子和他的家人，再放下几袋大米，或许从此也就不再联系。可是那个家庭，在原本窘迫的境遇下，又有一个孩子“犯法了”，在警察那里作了笔录摁了手印了。那个孩子，原来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出门找活儿干的，现在却成为家里的负担，或许，还成为全家人在村里、在亲友之间的一个笑柄，一个伤疤，一个令人难堪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消去的印记。孩子的父母还有钱治病吗？孩子的姐姐还读得起书吗？没有钱，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他们会走上怎样的道路？

　　这个“女记者挽救失足青年”的佳话会给这个孩子的人生，给这个家庭今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呢？我不知道。

　　但是假如你问我，还有怎么样的结局能够比这更好呢？难道要放纵这个孩子从此成为暴力成员吗？我也不知道。

　　巨大的悲剧感就蕴涵在“不知道”之中。

　　从这个家庭来看，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如果一定要说错了，那就是母亲不该生病，姐姐不该上学，没有这样的能力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强要去做，就会面临难以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的困境，成为危害“天下”，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害人害己啊！

　　“一个人的痛苦放在天下就不再是痛苦了”嘛，为“天下”计，为大局计，就该在家苦熬，痛并快乐着，你们怎么还没想明白呢？张艺谋们在浅斟低唱。

　　从故事本身来看，每个人物都表现得很完美，这是一个正义得到充分体现的案例。

　　然而从生活本身来看，我们没有感受到正义得到伸张的满足感，故事的正义性离我们似乎很远。

　　这是局部的公平，但却是全局的不公平。

　　很多人在关注中国的农村。在一些地方，人们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是他们选择的，他们似乎命该如此。很多人在研究贫穷的根源，有很多制度性的建设意见被提出。这些是政府的事，是很多社会元素的事。在这些很好的意见被落实之前（实际上很多意见是否被采纳都还是个问题），从根子上说原本不应由农民自己负责的悲剧还在继续上演。

　　这些悲剧的产生根源来自社会性的缺陷，来自全局的不公平。其解救的根本途径也应从全局入手，进行结构性的建设。但是这些缺陷和不公平以及解救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局部的、个案的公平所淹没，被记者们放下两袋大米后离去的背影所淹没。

　　局部的公平和全局的不公平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在有的时候也受到当事人自身缺陷的影响。

　　比如说龚建平案件。从案例本身来看，足够公平，他确实是收取了不义之财，确实是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也是整个圈内少数较有良知的裁判，他忏悔了，退回了部分贿款。根据宋卫平的说法，正是他的这一“忏悔”，使他在面对法律的质询时陷入两难境地——说，圈内人将视其为叛徒，不说，法律面前难以过关。可悲的是，他小看了司法介入的力量，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从这一事件看，龚建平本人的缺陷是悲剧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来自于社会性的缺陷，来自于黑色的“行规”。

　　假如这一事件仅以龚建平伏法为终结，将是一个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结局。其客观效果是——黑色行为可能会有所收敛，但是恐怕也再没有人会去“忏悔”，会配合这种完全来自民间毫无靠山背景的“扫黑”。要坦白也得对能给你政策，能对是否处罚你说了算的人坦白呀。人们会发现，干了别说比“良知未泯”更重要。

　　正如本文开篇的故事，人们会得出结论，抢劫要受惩罚，但人们也可能会得出一个十分错误并且后果严重的结论，抢了十块钱之后千万不要相信“女记者”，跟着去做什么忏悔。干了赶紧走去弄口热饭吃比什么都重要。

　　局部要公平，但是全局的公平更重要，在全局的公平环境下就不可能有局部的不公平，而在全局不公平基础上的局部公平绝非真正的公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