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女记者李响以50万元月薪“转会”《体坛周报》的消息引得足球圈沸沸扬扬。总共150万元的“转会费”、李响“独特”的采访魅力、两家发行量和影响力巨大体育报纸，给这次挖角大战蒙上了传奇色彩。

　　在整个“转会”事件中，表面看是双方最终价码的大比拼，实则是两报体制的大较量。《体坛》一方150万的诱惑力无庸讳言，据传《足球》一方也曾为李响开出了天价薪金，并许以副社长之职。分析两方的价码，明显体现了《足球》和《体坛》体制上的细微差别。本来，《足球》依附广州报团，整体经济实力绝不亚于《体坛》，但是有依附就有束缚，与《体坛》瞿总一人说了算的体制相比，多个管事婆婆明显使《足球》的价码不很硬气。当然，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整个战役的失利，可贵的是体制对现代报业的作用力被“李响转会事件”成功地放大了。随着入关临近，体育、娱乐等报业面临着引资机会等更好的发展空间，对它们而言，“得体制者得市场”应该是句良言。

　　令人感到很不舒服的是，一篇题为《她如何取悦米卢？足球要揭李响内幕》的报道称：“失去名媛的《足球》不甘心自己栽花，让敌人享受果实，准备把该报养育李响的前因后果以及李响与米卢、李响与《体坛》的关系一一搬上版面。”如果这是实情，《足球》显然难逃“此一时，彼一时”的小肚。因为所谓培养李响，不如说是利用李响，至于利用的着眼点，圈里人哪个不是心知肚明？如果反过头来清算李响，不就等同于清算自己吗？而且这种态度变化让我像起了莫泊桑《羊脂球》中的情节：贵族老爷太太们先是为了讨好普鲁士军官劝羊脂球出卖色相，等过了关，又反过头冷漠地讥笑哭泣的羊脂球，“她哭自己的耻辱。”二者相比，事后揭阴的做法带着十足的岳不群君子剑的路数。如此为人则人格不高，如此做报则报格不高。

　　纵向地看李响“转会”事件，反映了整个社会上弥漫着的实用主义思想。李响最后疯狂3个月捞一票的转会是实用主义的，《足球》最初派李响去“公米卢的关”也是实用主义的，《体坛》先是蔑视、后又重金挖李响还是实用主义的。在成王败寇的市场法则面前，谈格调和一些虚的东西显然已经过时了。面对彻头彻尾、无处不在的实用主义，你我他能免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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