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林僧兵抗倭事迹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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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8日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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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术
少林武术如果和其他许多武术流派一样，如果一直仅在下层民间流传，很可能会默默无闻，不会留下什么文字记载，而绝对不会有后来那样的声名，也绝对不会“寺以武显”“武以寺名”。但“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士人的最高责任，“修、齐、治、平”是士人的最高理想，和尚也好，武术也好，一旦同样进入了这个层面，自当刮目相看，另当别论。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在评价僧兵抗倭时，所说的“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这句话，便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倭寇入侵之初，中国军队连战连败，少林僧兵出马，首次战胜倭寇，使我军民重新振作，所以时人郑若曾便说：“其安中国之神气，功岂小哉﹖”少林僧兵在明代的征战活动，特别是参加抗倭战争，屡建殊勋，为少林寺、少林僧兵、少林武术赢得了巨大的名声。这是少林武术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少林武术真正发展和显扬的重要契机。
【一、明代僧兵抗倭事实】
嘉靖时，明王朝海防松弛，沿海卫所“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十分之四，而仅存的部队也因制度腐败、军纪废弛战斗力极弱。在倭变突起、不及调集中央军队的情况下，只好临时就地征召当地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所谓“僧兵”，就在这时开上了战场。
僧兵共参加了如下有记载的战役：
杭州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这一年，倭寇犯杭州。据载，当时“杭城闭”，“三司领僧兵四十人御之”，“大破倭寇”。这支僧兵队伍“其将为天真、天池二人”。这是僧兵参加抗倭的第一次战役，也是僧兵抗倭的第一次胜仗。郑若曾《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详细记载了随后不久天员所率“苏州僧兵八十四名”、月空所率“杭州僧兵一十八名”参加的几次战役。
翁家港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僧兵首捷记》载：六月初四日，发兵至闵行镇，蔡公牌仰僧兵为前哨。初八日，至新场镇。次日，至南汇嘴中后所扎营。初十日，遣骑兵往六团巡哨，闻有贼百余人在焉。奋力追击，贼惧而逸，只存母子船五只。钻木取火烧去其三，以绝巢穴。余二只亦为风浪所粉。十一日黎明，天员与指挥朱某方议往八团迎贼，留提管僧无极等于六团下营，会韩都司玺委朱指挥往八团巡哨，朱遂先至八团，被贼杀伤部兵二十九人。时六合知县董邦政兵先被贼杀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团，驻监生乔镗庄。有杨指挥、樊指挥者，先在庄前扎营。天员令其入内，自以兵捍贼于外。贼使人觇僧多寡，庄人谓之曰：“其数吾不能知，但知其煮粥米一石，每人分啜二碗而已。”贼闻之即走。次日哨探贼在二团三团，天员乃引兵南还。至一团之翁家巷遇敌，已申时矣。天员曰：“天未晚，犹可战也。”率僧兵二十五骑前哨，众兵继之。倭贼登屋了望者二人。天员率诸哨为先锋，月空等排阵于后。见贼下屋，天员心觉其设伏，即冲前堵杀，不容埋伏。贼忙迫换计，裹衣包为八扛饵我兵。天员下令曰：“如有抢倭财物，妨误大事者斩。”众骑不敢有所取。月空、无极横列阵为长蛇之形，韩都司、王守备等继其后，相离约百余步。阵法：两人持长枪，之后铁棍砍刀相间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参错。阵形既定，各噙靛花一丸于口。倭贼见僧兵列阵，度不能伏，其头目称赵大王者，即举·扇招贼归战。诸贼扯去衣袖及内外襟，令人舁一门板，西向植地，以枪支定，二善弩者夹门隐身而立，二小倭递箭于傍。贼酋四十人，俱衣绿，排为一字形当其先，余六十人俱衣绯列于左右，各持兵笼，仰天而揖。揖毕，令刀手驱所掳民抬前所裹衣包八扛，撒地而走。僧兵知其为无用之人，不之迎也，亦莫敢越垒而趋利焉。天员引骑兵左右闪开，诱贼前进。贼先发矢，僧兵亦发矢。天员传令停射交锋，无极摧阵，呼伽蓝三声，大喊：“杀!杀!”长枪手奋勇前戮，贼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贼之足，箭手发射，铁棍随钩枪而进，击死钩倒之贼，刀手继之。贼一面欲支长枪，又欲却箭，不虞钩蛇循地而至，不能更顾其足也。僧兵临战，暗约以靛青涂面，贼见青脸，红布蒙头，疑为神兵，胆已唬落。战时，左右弓弩火炮齐发，天员引骑兵绕出贼后，韩都司家兵与铳箭手三四十人随之，围贼于中。贼大败，斩首四十余级。贼舍死溃围，骑兵开一角纵之走，匿王氏屋中。僧兵围之，以火攻贼。贼穿壁而逸，半陷入靛坑中，长枪手刺杀之。仅存二十余人，逃入老营，合守营者共五十余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妇出走，乃赵大王妻也。僧有名某者，骁勇绝伦，持铁棍逾堑沟击杀之。时已昏黑，不能战，遂收兵而还。行若干里，至中前所扎营，贼戴夜奔柘林，杀一巡检、二弓兵，即如金山。十四日，天员等坚壁不出，调养刀箭所伤。更选壮僧七十余人，合韩都司家兵张忠等三十余人，更为征剿之计。是日也，韩都司等官悉至营来谢，而以银牌称贺焉。此战大获全胜。
白沙滩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僧兵首捷记》载：十五日，天员复引兵至金山，贼逃往嘉兴之白沙滩，潜往王家庄。十六日，僧兵追及之。适汤总兵兵亦至，相合火攻，贼死二十余人，出亡被杀者复二十余人。凡翁家港逃贼及老营之贼，至是剿灭无遗矣。二十一日，天员复率兵在八团等处搜逻一日而还。初，蔡都宪牌云：“僧兵骁勇，不以首级论功。”天员据此节制其众，不许违反宪语。韩都司见僧兵数寡，常恐恐然在阵后半里大呼众兵接援。故一时被害，不过了心、彻堂、一峰、真元四僧而已。僧兵之成，韩都司协相之力，盖不可诬也。此战僧兵牺牲四人，但大获全胜。
叶谢镇、马家浜之战：（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江南经略·上海县倭患事迹》载：甲寅正月，贼首萧显攻县城，官兵击败之。辛丑，萧显自崇明县南沙突出，驾七巨舟入吴凇江，夜泊宋家港，分兵四劫。崇明水兵船在东岸，黎明接战黄浦中，败绩。显遂逼东门，穴民楼瞰城中，攻城甚急。时城初筑未固，海防佥事董公邦政与署县事常州通判刘本学登陴督战，用神枪手杀贼甚多。出兵斫营，亦颇胜。二月乙亥，贼解围去，会兵备佥事任公环统民兵三百、僧兵八十来援。贼舟泊黄浦者百余艘，而自吴淞江南行者不计焉。任公环勒兵战于叶谢镇、马家浜，斩获颇多。援兵不继，僧大有、西堂、天移、古峰等二十一人死焉。任公环整师复进，追击五里桥、习家坟，皆大捷。贼乃惊惧走。此战僧兵虽牺牲二十一名，但大获全胜。
六里桥之战：（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江南经略·吴江县倭患事迹》载：正月……贼陷浙之崇德县，掳民船五百余艘，历南浔、杨堰至平望六里桥。乃十九日也，兵备参政任公环伏沙兵将击之，僧兵泄其机，沙兵被害及溺死者甚众。任公命知县杨芷及举人周大章分督水兵，伏于桥之东西荡中。贼至伏起，贼卷帜欲遁。水兵亟击之，斩首一十五级，飞炮击死者二十余人，所掠财宝亡失殆尽。这一仗抗倭军队设下埋伏，很可能是僧兵过早突起，致使沙兵遭受了损失。但最后还是抗倭军队取得了胜利。
巢门之战：（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上海掌故丛书·甲乙吴淞倭变志》载：十月，提督诸公合浙、直诸路兵进剿陶宅倭。僧兵前队直至巢门，轮棍进破敌，遇者即仆，顷刻毙数倭。倭诡，将先一日所败我兵服色器械扮作我兵，忽绕出其后，鼓噪混杀。僧兵不知，犹呼后兵接进，而倭刃已及身，遂大呼皇天而死者若干人。僵尸满田间，见者无不流涕也。悲乎!将帅不知用兵而驱猛士，为贼所乘，吾松之败衅，大抵由此矣。后僧兵骨官为立石塔，瘗于佘山。此役僧兵损折不少，最终胜负不得而知。
有僧兵参加的抗倭战役，史籍有明确记载的，只有杭州、翁家港、白沙滩、叶谢镇、马家浜、六里桥、巢门六次。这六次战役，都发生在苏州、杭州、上海一带，时间则是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三十四年间。这正是倭寇大举侵扰江浙地区、明朝地方政府和卫所军队仓促应战的时期。《僧兵首捷记》开首便云：“国家承平日久，民不习兵。东南文物之地，武备犹弛。嘉靖癸丑春，倭人滑夏，我祖宗之制，非奏请不得擅动军旅。有司仓皇不及以闻，权起民兵御之。”僧兵显然也是作为民兵的一支开上战场的。僧兵的参战，亦属军事紧急的不得已。自嘉靖三十四年下半年开始，明王朝任命了张经、赵文华为总督大臣，统筹剿倭，并调集正规军或建立新军，对倭寇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就是在这时走上抗倭战场并成为一代名将的。人数并不多的僧兵很有可能就从这时起退出了抗倭的主战场。所以，我们在此后的抗倭战争中，在戚家军、俞家军中，在福建战场上，便再也没有见到僧兵的身影。后来有人非议僧兵“一战何足道哉﹖”又有资料称僧兵“退归山刹”，也都证明僧兵参加抗倭的时间不长。至于俞大猷提到的“随予南行，出入营阵之中，时授以阴阳变化之诀，复教以智慧觉照之戒”的少林寺僧宗擎、普从，虽然随俞大猷参加了福建的抗倭战争，但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僧兵，而只是跟随俞大猷学武艺的徒弟。
【二、抗倭僧兵状况种种】
（一）僧兵的武艺与勇气
僧兵武艺出众，在关于僧兵抗倭事迹的记载中有许多描述。
《僧兵首捷记》记载，杭州之战前，杭州政府军将领曾对僧兵的武艺有所怀疑，于是还设计了一次比试。三司戏鹿园曰：“僧何能也，而隆重之乎。”鹿园述文事武备僧若干人。三司欲赌酒为试，鹿园遂设席于涌金门。三司既集，暗置教师八人，促鹿园召高僧一人敌之。鹿园召孤舟，孤舟不知其何说也，扬扬而来。八教师从旁跃出，各持棍乱击孤舟。孤舟一无所备，以偏衫袖却棍，一棍为袖所裹，信手夺之，反击八人，八人应棍而倒。三司击节叹赏。孤舟直攻上堂，排仆燕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计杀我耶?”鹿园语之故，孤舟乃已。自是客僧大为三司所钦。正是孤舟在这次比试中以高超的武艺折服杭州的将领之后，僧兵才得以参加了杭州之战。
僧兵的勇猛善战，古籍亦多有生动记述。
《云间杂志》载有：“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
《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载有：“贼队有巨人穿红衣舞刀而来，领兵僧月空和尚遍视诸僧，皆失色。独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动，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又跃过红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应手毙矣。”
戚继光《拳经捷要篇》云：“怯敌还是艺浅，善战必定艺精。古云：‘艺高人胆大’，信不诬也。”何良臣《阵纪》则云：“兵无胆气，虽精勇无所用也。故善练兵者，必先练其胆气。”同为明代著名军事家、武术家，一个说艺高人胆大，一个说胆大艺更高。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僧兵的武艺与胆勇，也是相辅相成的。
正因为僧兵武艺高强，“骁勇雄杰”，所以“官兵每临阵，辄用为前锋”。
（二）僧兵的武器与装备
《倭变事略》载：某僧兵乃“手执铁棍，以古大钱贯铁条于中，长约八、九尺，重约三、四十斤”。同书又云：“僧以铁棍击杀之。”
《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载：“僧有名某者，骁勇绝伦，持铁棍逾堑沟击杀之。”
《云间杂志》载：僧兵月空“以铁棍击碎贼首”。
《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称：僧兵作战，“俱持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运转便捷如竹杖”。同书又称：僧兵智囊“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同书又称：了心、彻堂、一峰、真元“四僧轮棍入”。同书又称：“僧兵前队直至巢门，轮棍进破敌”。
由此可见，僧兵所用武器显然多为铁棍。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棍是佛门一个特殊道具以及少林寺僧有尚棍的传统。其次，则与明军普遍装备大棍、铁棍有关。如车营“通共官军三千一百九员名”，即装备“大棍七百六十八根”；马营“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员名”，即装备“大棒六百四十八根”；步营“共计二千六百九十九员名”，即装备“大棒三百二十四根”；辎重营“共计一千六百六十员名”，即装备“大棍七百二十根”。嘉靖三十四年提调南下抗倭的“雄兵六枝”中，除了“京营神枪手三千名”“保定箭手三千名”“辽东义勇卫虎头枪手三千名”“河间府义尖儿手三千名”“德州兵备道民兵三干名”外，就还有“涿州铁棍手六千名”。铁棍在明军中已普遍使用，熟谙棍术的僧兵，自然多选择铁棍。僧兵多用棍，但特殊情况下也不纯用棍。如白沙滩之战前，除铁棍外，天员、月空等还定购了“钢叉二十四把，钩枪二十四把”。僧兵亦是血肉之躯，上阵自然不会如武侠功夫电影里的武僧那样穿袈裟，而是和通常的古代战士一样着甲胄。同是白沙滩之战前，天员、月空等还“密雇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内，竹甲在外”。
（三）僧兵的组织与纪律
僧兵并非零星补充部队，而是成建制和相对独立参加抗倭战事的。所以《倭变事略》中有僧兵某云：“吾辈不愿受中丞约束”。顾炎武《日知录》亦云抗倭僧兵是“自为部伍”。如白沙滩之战，便基本上是依靠僧兵队伍取胜的。僧兵有自己的首领，如《僧兵首捷记》所载：杭州之战，“其将为天真、天池”。白沙滩之战，杭州僧兵首领是月空，苏州僧兵首领是天员，另外还有一个首领留提管僧无极。《上海掌故丛书·吴淞甲乙倭变志》又云月空为“领兵僧”。《云间杂志》则云僧兵“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僧兵纪律严明，如前述无人敢抢包裹、取首级者便是。但与僧兵同时作战的其他队伍，却并非如此。如《倭变事略》即载：“僧欲尽灭此贼，俾无孓遗。我兵从征者争夺首级，至有自相杀伤者。僧怒，……”僧兵组织严密，训练有素，似已精通阵法。如《倭变事略》载：“贼战，每摇白扇。僧识为‘蝴蝶阵’，乃令军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撑一伞以行，但作采花状。贼二大王者，望见僧，即若缚手然，盖以术破之也。”蝴蝶阵明白为阵法，僧兵则摆了另一阵法以克之。贼摇白扇，僧撑雨伞，显然是在指挥发令。只是百姓和该书作者不识，便误以为是行巫术。前述《僧兵大捷记》所云僧兵“长枪手奋勇前戮，贼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贼之足，箭手发射，铁棍随钩枪而进，击死钩倒之贼，刀手继之。贼一面欲支长枪，又欲却箭，不虞钩蛇循地而至，不能更顾其足也”。便颇类似戚继光长短器械错杂的“鸳鸯阵”的打法，而前述除铁棍外的其他器械的使用，也显然是高度正规化、组织化的阵法所需。
白沙滩之战前的一次接触，倭寇遁走，《僧兵大捷记》云为村人骗倭寇，说僧兵以石米下锅每人仅分得两小碗，喻其人多，于是把倭寇吓唬跑了。但也有其他资料记载另有说法。《金山倭变小志》云：“时董宗伯传策携妻妾辈避朱泾，遇倭至，不能行。适郡中征僧兵初到，与倭列阵，未及斗。传策舟隔倭仅两田岸，拟挈妻赴水葬鱼腹矣。乃倭伫立熟视久之，竟遁去，遂得脱。”已而有乡民为倭掠入阵者归，众问其故，曰：“此时弟见旌旄兵仗列其地甚整，故倭不敢近。”却原来是僧兵旗帜鲜明，列阵严整，才把倭寇吓跑的。
（四）僧兵的综合素质
万鹿园称僧兵为“文事武备僧”。“文事武备”源于《孔子家语》“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事”一语，本有文武并重的意思。文武双全是中国人称赞人全才的老话，但这是对士人、将领而不是对士卒的要求。称“文事武备僧”，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对僧兵的综合素质较高的肯定。在中国古代，将帅普遍实行愚兵政策，士兵素质极低，战斗意志不可能因信仰和精神而激起，部队战斗力完全靠“赏”与“罚”来维持。翻翻中国古代兵书，不难发现，“首功”和什伍连坐法的重要意义。《僧兵首捷记》说：“僧兵骁勇，不以首级论功”，这支队伍及士兵，在中国古代，显得颇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寺院从来具备教育功能和传统，身为僧人，所受文化教育较之老百姓便多得多，文化素质也较之老百姓高得多，所以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陆游、辛弃疾、戚继光等高级将领才深明的道理，僧兵们也能懂得。因此，《僧兵首捷记》又说：“内而盗贼，外而蛮貊，朝廷下征调之命，蔑不胜然。”
僧兵中的将领更受到了极高的赞誉，《僧兵首捷记》曾称赞道：“观于翁家港之捷，天员智谋纪律，有古名将之风。不特技艺之绝人而已。子尝过而访之，天员适与高僧翻阅藏经三千而遍，其书有经、有论、有律。三才之理，靡所不载；用兵之诀，间见而杂出。非心闲气定，不能从容抽绎。天员学有渊源，宜其用武临戎而变化无穷。”僧兵战斗力极强，与僧兵综合素质较高不无关系。
（五）僧兵参战的意义
倭寇突然侵扰，军队无法调集，只好征调民兵应敌，但这些民兵的战斗力却多数十分低下。《僧兵首捷记》载云：“苏松海滨倭寇不盈二百人，挥刀迅捷，小民畏怯，遇之辄败而走。如是者三十七阵矣。操江都御史蔡公克廉募僧兵殄灭之。嗣后，我师与倭战多凯旋。”显然，僧兵是在其民兵连战连败之后才开上战场的，但第一仗就取得了胜利。
郑若曾对僧兵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江南经略·勒功三誓》中说：夫国家素养武臣在东南者不少矣，倭变暴作，连战败三十七阵。若非天员游寓天池，蔡公聘而用之，则倭贼渺中国为无人。我兵视倭如雷电鬼神而不敢犯，长驱深入，焚戮之惨，恐不俟次年而遍及于内地矣。天员一战于翁家港，再战于白沙滩，倭贼二百五十余人，斩刈无遗。自时厥后，我民方知倭为可敌。而兵气渐奋，捷音渐多，实天员一战有以倡之也。其安中国之神气，功岂小哉?”首次战胜倭寇，结束了敌军连胜、我军连败的势头，使我军民重新振作起精神，郑若曾所言不谬，僧兵的这个功劳确实太大了。但僧兵“班师后，当道莫与奏功，而仅赏银牌，退归山刹。吴人亦无有知感者，岂非天地间一大屈哉﹖”所以，郑若曾坚决地为之请功。毫无疑问，参加抗倭战争和其他征战活动，是少林武术和少林武僧显扬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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