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强赛出线在即，阎世铎仍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我没有狂赌世界杯！”

　　一件事如果引起当事人反复解释，这解释往往就不可靠。有趣的是“狂赌世界杯”已从一个罪名变成了中国足球史上最幸运的，却又无人认领的“功名”。v阎世铎拒不承认“狂赌”可以理解。但中国足球穷其20年都在追求一次标志性成绩？在人们大谈米卢之神奇的时候，也该意识到阎掌门神奇和福气也无人能及，而把他押上中国足坛“赌桌”上的决策者，无疑是下对了一桩大赌注。

　　我们溯本追源，看看这位“赌神”被推上桌面背景，和他是如何影响着这场赌局的过程的。

　　1999年，中国足球陷入了一个悲剧性的时期，外部九强战溃败，内部联赛崩盘。如果说两年前十强赛的失利使这代足球领导人的神经绷到了极限，那么持续恶劣的1999年终于拉断了最后一根神经。

　　2000年3月，体育总局内部便已内定更换王俊生。

　　总局相中阎世铎，原因肯定比相中米卢复杂得多。某总局领导的秘书不久后向一位俱乐部老总透露的所谓“会议纪要”，隐约显示了其中的思路，“俊生与足球的关系太密切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与足球没那么深关系的人”。这句话完全可以解释中国足球的直接领导人由“守门员”换成“政工干部”的巨变。很多人同样意识到了其中的玄机，就一个近20年“逢赌必败”的牌局来说，未必不可以换一种出牌方式。上层建筑的灵机一变，使中国足球开始步入了一个完全未知的、希望与笑话并存的时期。

　　“狂赌世界杯”，从“狂赌阎世铎”开始。

　　2000年下半年，阎世铎搞了一系列名为考察的全国俱乐部巡回演讲，就在他还在不断声称自己是“门外汉”时，年底就抛出了石破天惊的“暂停升降级”。俱乐部、媒体、球迷顿时炸了窝，比你懂足球的人都不敢做的决定？你阎世铎凭什么就敢，凭什么“拿足球赌明天”……

　　毫无疑问，暂停升降级是当时时局的需要，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招棋，它更为此后的豪赌做好了铺垫，可谓一箭双雕。阎世铎与其前任最大的区别恐怕就在于，那些“行伍出身”的人对待目标（出线）的态度过于痴迷，过于神圣，一直陷入与世界杯难以自拔的苦恋；而更熟悉政策法规、行政的阎世铎却独能跳出三界，另辟一条“先结婚再恋爱”的蹊径。

　　实际上在考察和暂停之间根本就无法建立“链接方式”，因为其中绝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在职业联赛数年中出现过无数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改制事例，比如扩军和裁军、签字费和限薪令、顺摘牌和倒摘牌，中国足球思维混乱到可怕的地步。但怀揣尚方宝剑的阎世铎却无需担心这些。

　　2001年3月，在京广线上赶路的足协要员们还不知道将要参加的深圳足工会是什么样的会议，更不可能预计到会后中国足球就以超音速一头冲向了目标。那注定是阎世铎的一场独角戏。就表面效果而论，深圳足工会只字不提十强赛，却把所有人的视线引导到超级联赛和青少年培养体制上来。但更完整的解释也许应该是，阎世铎一手攥着十强赛这副牌，一手攥着中国足球新的五年计划这副牌，他设想的结果是要么“双赢”，要么一副牌补另一副牌，最差打个平手。

　　其实中国足球所处的是一个更大的赌局，即使十强赛再度失利，这个局仍要继续下去。“狂赌世界杯”只是“狂赌中国足球”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足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