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在职业足球界内艰难闯荡的6个春秋，陕西利君俱乐部的董事长李志民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困惑———我为什么要搞足球？ 1996年，37岁的李志民带着一腔热血来到三秦大地，在中国大西北扯起一面职业足球的大旗，在西安建立了国力俱乐部。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从事职业足球。 “当时是受社会氛围的影响，我就糊里糊涂地踩进了这个圈子。”他说，“当时我对足球认识不深，一直认为它是简单的体育运动。” 可职业足球一点都不简单。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李志民当时创建俱乐部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赚钱盈利。然而，在中国足球严峻的生存环境面前，那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上个赛季是陕西国力俱乐部最红火的时期，塑造了国内最火爆的“超白金球市”。即使如此，李志民发现他们仍在赔钱。 “上个赛季我们门票收入1200万，卖球员也挣了一些钱。”李志民困惑地回忆，“俱乐部全年收入人民币3870万元。但我们支出高达4200万，还是亏了。” 李志民沉痛地透露，从1996年至今，陕西利君俱乐部已经花费1.7亿人民币。1.7亿，这对一个财力一般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他说：“中国的职业足球就是在烧钱。我算过一笔账，如果按每个俱乐部每年投资5000万来计算，那我们15个甲A俱乐部每年就要烧掉7个多亿。” 中国职业足球改革已有9年之久，总投资数触目惊心。然而花了这么钱，结果换来的是一个艰难的生存环境。 据统计，9年期间，27家甲级俱乐部的所有权更替了30多次。 大连万达变成了大连实德，四川全兴变成四川大河，就连国力也被冠上了利君的头衔。足球大省广东一度拥有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等数家甲级俱乐部，现只剩一个广州香雪在苦苦挣扎，其他全都销声匿迹。 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之所以频频“城头变换大王旗”，主要是因为他们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生存危机。那些足球运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俱乐部早就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模式。比如英格兰、德国和意大利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俱乐部，主要是靠门票、电视转播权和俱乐部产品的销售来维持收支平衡。而在巴西、阿根廷等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俱乐部大多靠培养和出售球星生存。 而中国的足球俱乐部虽经9年的艰苦探索，却始终没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低迷的球市让俱乐部门票收入损失巨大，就连七届甲A联赛冠军得主大连实德俱乐部也被迫用免费送票的办法来刺激球市。英格兰等地的俱乐部能从电视转播权的转卖中得到自己俱乐部30％到40％的收入。而中国的电视业尚欠发达，俱乐部从转卖电视转播权得到的那点钱，与他们庞大的开支相比，无异是杯水车薪。中国足球俱乐部在产品开发收入这方面几乎为零。而中国这块贫瘠的足球土地上，培育出来的能到国外踢球的球星也是凤毛麟角。更可怕的是，中国职业足球还不能让人看到美好的前景。李志民说，“不要说三五年内，即使用10年的时间，我想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也不会盈利。” 李志民的悲观有充分的理由。中国足球虽然职业化了，但却远远没有实现商品化这个目的，还无法被包装成一个商品在市场上推销。本赛季低迷的球市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现在，中国超级联赛又要启动了，各个俱乐部势必在球员工资、奖金和购买外籍球员上“烧”更多的钱。而电视转播权、门票、俱乐部的产品开发和对球星的培养等不利因素，并不会因中超的启动而得到改善。中超俱乐部一样还是找不到自我造血生存的方式。 在中国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只会赔钱，不可能赚钱，这就是让众多企业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李志民对此深有感受。他说：“整个社会对搞足球没有积极性，就我们这些人在苦苦撑着。如果早知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我绝对不进来，就像现在别人死活都不进来一样。” 新华社记者马邦杰段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