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要讲点道德的。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一种崇高理想的熏陶下长大、生活。做一个“四有”新人曾经是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的人生目标，虽然我们都曾经在私下里嘀咕如果在“四有”中再加进有钱这一项的可能更完美，但是，我们绝对不敢对有道德这个原则有丝毫的怀疑。用道德的眼光看问题，用道德的方法做事情似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定势。

　　可是，我却时常发觉，如果一个人时时处处都讲道德，他可能会一事无成，而那些所谓没有道德的人却经常被人们称为成功人士。这曾经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因为从小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竟然会那么轻易地被消解。在社会生活的现实面前，被灌输形成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道德长城飘摇在崩溃的边缘。吊诡的是，不把道德放在嘴边的人不见得就是无德，那些成天道德的人反而在背后干着男盗女娼的事。这种反差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使我坚信，道德的力量其实自古以来一直都非常有限，尤其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的与经济相关的的活动的时候。更多时候，我宁愿服从合理的制度与一目了然的规范。

　　可是，道德说教还是那么喋喋不休，理由又是那么堂堂正正。在公平、正义、“做个男人”、人格等等字眼的掩护下，中国足球正在逐渐滑向以德治球的崇高境界。

　　我一直都非常奇怪，在一次又中国足球最高权力机构召开的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我们的领导者居然要求各个俱乐部的老总以自己的人格保证不打假球。他说，如果你们连这个保证都不敢做，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原意如此）这真是一个辑逻不清的逻辑混乱！俱乐部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本来就没有义务做什么道德承诺，相反它往往是反道德的。俱乐部的老总自己作为个人可以表态以人格保证不瞎搞，这是他的自由。可是作为一个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逼着别人干这种可笑的事情也显得很滑稽。以德治球可以说是高尚，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的无能。这样的高尚不但一无用处，而且很可耻。我只能这样理解。

　　我们的联赛我们的足球本来最需要管理者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合理的制度设计与规范管理，可是我们却选择了道德警告与惩戒。足球，本来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它的经济活动的特性决定了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使它自身的运作系统良性发展并得到提高。当今世界真正的足球强国没有哪一个不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法律的效用在任何时候都要比脆弱的道德更加实际。足球其实跟男人，人格，精神等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道德有自己的独特界限，个人有自己不讲道德的自由。你可以谴责我，但是不能把道德强加于我，我只需要对法律负责。

　　我困惑的是，以德治球者未必不懂制度的重要，可是他们却对制度表示了他们的沉默，有时候甚至很敌视。即使有那么一丁点制度，仍然是漏洞百出，实施起来也是心不在焉。隋拨事件，渝沈假球、健力宝模式的冲动与失败、官哨黑哨、联赛与国家队管理混乱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尽在不言中”的道德悬案，不了了之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只能有三种解释：一、管理者与实际的参与者分别处于两个评价考核系统之中，管理者没有必要耗费更大的成本去参与处于另一个系统中的是非。因为管理者的考核并不是由参与者的代表来进行，吃力不讨好当然不值得投资。二、管理者本身已经加入了参与者所在的利益系统，身在其中，自然关系复杂难以快刀斩乱麻。三、管理者是个弱智，面对逐渐壮大与成熟的足球经济，能力不足失去对全局的控制。

　　大家终于可以明白，以德治球是目前的管理者最好的选择，他必须选择，别无他法。不是他们不爱足球，而是足球的发展与他们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谁会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投入自己的精力呢？

　　当自己的合法性受到社会的质疑时，道德的辩护是那么的苍白；当狐疑多变的以德治球而不是依法治球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势时，任何的意外都是一种必然；当中国足球的管理者放弃国内联赛的经营而时时想着为政治选票刻意谋划时，意外的死亡就会经常地发生。

　　在中国，死人的事情都经常发生，算不得什么。何况现在球员也开始杀人了，以后也许会有更离谱的事发生。我不知道我的麻木的习惯还能坚持多久，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祈祷一个以德治球者的意外死亡来得更快些，更彻底些，好让我看到改革的契机与希望。(钱泉瑟:michael-mao@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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