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上是先有黑哨然后才有假球，还是先有假球然后才有黑哨，成了一个全国人民都在犯疑的问题。

　　从概念上讲，黑哨从属于假球，它的存在是造成假球存在的原因之一。可是，更关键的概念是，假球的发生不一定非得仰仗黑哨。在博大精深的假球文化里，黑哨只是其中的一股分支力量，即便没有黑哨因素，假球依靠其它力量的推动也能如愿地发生和发展。当我们听到有假球者宣称，黑哨是导致他们堕落和受害的罪魁祸首，我们有必要表示信任，也有权利表示疑问。

　　“绿城揭黑”事件的几个细节，特别是陈培德这个特殊人物的出现，使我们感到意外。以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陈培德作为省级体育局局长，却出身于北大哲学系，这在中国体育界并不多见，这使得陈培德的社会批判精神和良知表达方式具有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是，陈培德“在其位谋其职”，既代表着中国体育的利益，也代表着地方行政的利益，当这两种利益产生冲突，很显然，对陈培德的现实言行左右更大的，将是“地方行政势力”。有报道说，陈是个正直的人，而且因为勇猛地呼吁反黑而承受着来自体育界和足球界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在受到家人慰问时差点掉下眼泪。这些事实很感人，尽管它们不能取代我们对事物进行客观分析的理性。

　　在一开始，我曾怀疑这是因为浙江绿城俱乐部涉嫌“假球”受到中国足协很“粗暴”的处罚后，当地行政势力被激怒，在咽不下这口恶气的情况下，有计划地选择了以体育的方式对中国足协实行有力的反击，其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解决“黑哨”问题，也是想让足协出丑，顺便缓和和转移省内球迷高涨的批评倒戈情绪。至于选中“个体”性质的裁判作为突破口，而有意回避或不去触及队与队、俱乐部与俱乐部之间更大规模的腐败交易背景，并且高举“反腐倡廉”大旗，看上去都像一种精心的策划。如今，随着事件的深入，迄今为止也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这一怀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期间，吉利与足协的官司，也渐渐具有了“浙江色彩”。这是一种文化巧合，还是相关策划的一部分，颇为费解。相对而言，吉利的举动比较真实，寄望于依靠法律手段当堂说理，不玩什么玄虚，它讨说法、求公义的举动简单而不复杂，因此官司的输赢与否显得并不重要了。

　　可是在绿城一方，事情被搅和得越来越复杂，总让人感觉那是一团人为编织的乱麻，刻意将所说的黑哨者和假球者之间模棱两可的良心妥协，当作了半公开又半隐蔽的撒手锏，老练地对大众进行着工于心计的智力猜谜测验。这种虚无缥缈的悬念，拖久了就有成为少数人政治或商业游戏的嫌疑。

　　那名传说中打算金盆洗手的匿名裁判，使我想起了两年前爆发于俄罗斯足坛的“捷列申科夫事件”。捷氏作为一名甲级队教练，突然抬起头来向媒体而不是向曾经的同党，揭发和披露了他们的球队如何大肆行贿裁判，如何公然相互做假，如何鸡鸣狗盗等等惊人丑行，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算得上是个有勇气的混蛋。他的“假球自白书”在发表时，原编者按里有句话：“他的一百个同行中肯定有九十九个不能理解，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而这样做的。”这句话在中国足坛也一样通用，譬如眼下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圈里的大多数人，对“绿城揭黑”嗤之以鼻，或十分疑惑。这当然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这样想问题的人，又譬如众所瞩目的阎世铎，便是一种折磨，因为俄罗斯那个可敬的混蛋毕竟有一个明确的“捷列申科夫”名号，而我们的可敬的混蛋却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俄罗斯告密者是单枪匹马杀出来的，而我们的忏悔者则是由受贿者、行贿者、行贿者的朋友和家长等一大群人联合组成的。让阎世铎一时间进退维谷，对谁更有利呢？

　　我觉得，不管我们最终是否能搞清楚“匿名裁判叛变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有一点可以认定：那个成为核心线索的神秘的无名氏，由于迟迟不露真相，却又广为人知，必然给人造成一半是混蛋一半是勇士的印象，必然在“黑白两道”都将失去牢固的支持者和安身之地。他像一具没有主心骨的傀儡，没有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因此，对于整个事件，只要这个流言里的无名氏依然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不明飞行物”，那么，围绕在它周围的斗士们无论怎样振振有辞和大义凛然，无论怎样合乎民心和催人泪下，其用意和价值都是值得起疑的。

　　眼下的“反黑”动态，像极了《大腕的葬礼》所描述的黑色幽默的反讽故事：一伙人为一个他们想象中即将死亡的“大腕”张罗着误以为有利可图的荒诞葬礼，到头来却把自己给弄得发疯了。（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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