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关于广州足球，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的户口本和彭伟国的户口本是连在一起的——当时，我们都属于广州市体委的集体户口，户主是“广州市天河路市体工大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我的编号是186，国仔的编号是187。多年以后，我问解甲归田的彭伟国户口及人事关系现如今落在哪里，他说早就放到人才市场去了。让球员从原本有组织大包大揽的“单位人”转变成没人疼没人爱的“社会人”，也许，这就是中国职业足球的最大功劳吧。

　　彭伟国开宝马车，住广州天河区某豪宅，依然单身，闲着没事约三两好友踢场野球，或者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典型的钻石王老五生活。可并没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么幸运，他曾很伤感地对我说：我们踢足球的可真的是万里挑一啊，能赚大钱的全国也就是几百人，可还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连普通百姓的标准都达不到……这使得我得出结论：职业足球改变的只是少数人的生活，它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

　　今天，当我以过来人的姿态回顾广州足球的十年，很自然就想起杜牧的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在广州开始自己的足球记者生涯，也赶上了广州足球最繁华最喧嚣的黄金时代，当我1999年12月离开广州之时，广州已经没有一支甲A球队了。多少“繁华”，都被雨打风吹去。中国足球，说到底其实就是泡沫，广州足球自然也不能幸免，只不过因为醒来得早，于是就显得最为落寞罢了，但这种落寞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广州足球最“鼎盛”的时期，是1996年、1997年，那时广州有三支甲A，广州松日队的主场设在韶关，广州太阳神的主场设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广东宏远队的主场设在广东省体育场。我记得当时我颇有种疲于奔命的感觉，一会儿去韶关，一会儿又去省体（又名东校场），然后又去越秀山。然而，即便是在当时，置身其中的我，也深知所谓的鼎盛，只是外界的一种幻觉。松日征关韶关，球市极不理想，记得某场比赛只卖出去29张球票，松日的老板潘苏通无奈之下只得求助韶关女市长（好象是姓杨），于是韶关大学组织上千人的学生去现场看球，但后来学生们也不去了，球场常常是空空荡荡；当然，越秀山、东校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广州球迷高喊“丢”声，从来就没有过气势。这一切并不表明广州人不喜欢足球，他们只是骨子里有很理性的因子。

　　我始终认为广州市的领导可能是中国最开明的领导，我在广州工作了近四年，记得市领导只有两次公开过问过广州足球，其中一次是一个副市长以球迷的身份投书《足球》报，对当时的松日主帅张宏根表示支持，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态。这封信当时发在《足球》报的头版，当时的《足球》报老总严俊君多少感到有些奇怪，感慨市领导怎么关心起足球来了；还有一次是林树森市长在市政府为松日队打气，号召他们振作精神保级，但市政府也没有给予1000万或者多少万的奖赏。“决不把纳税人的一分钱胡乱投在足球身上，政府只给予足球精神上的支持。”这样的态度，真的值得中国所有的政府领导学习。

　　广州足球之所以盛极而衰，很多人都把原因归结于人才培养、市场环境等等出了问题，我坚持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说到底，是因为广州足球不像上海足球、北京足球、深圳足球那样，有来自政府的强力扶持。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是广州人的幸运。这两年，广州的城市面貌真的是日新月异。东校场已经被建成了一个漂亮的体育公园，越秀山也成为了业余足球的天堂，而韶关也可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就算没有了甲A，又有什么关系呢？

　　曾经不断地有人问我，向我约稿，想知道广州没有了甲A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凉景象。我说没有，没有任何的不同，街市依旧太平，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即使完全没有了足球，广州也依然是广州。足球本来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生命中有太多的精彩。而且，足球并没有真的远离广州，广州球迷的素质在全国依然是数一数二的，他们谈论起英超意甲来绝对要比西安、成都的疯狂球迷好上一百倍，他们的心态是最健康最正常的。我始终认为，广州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城市。（舒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