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原王猛同志的秘书孙景立在电话里沉痛地告诉我：“王猛主任在广州猝然去世，情况与侯耀文一样，晚饭时精神还很好，谈笑风生的，深夜却突然发病，抢救无效。”我惊懵了，怎么会这样！十多天前，他从北京出发去广州的前夕，我和老孙还去看望他。
这几天，我脑海里出现的净是这位被周总理誉为“猛将”的老领导的音容笑貌，历历往事。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体育系统被军事接管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一生戎马的他临危受命，两度出任国家体委主任。面对一个混乱不堪的烂摊子，他在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充分依靠体委的干部、群众，采取一系列战略决策，大刀阔斧，力挽狂澜，为重建国家体委和恢复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有幸两次担任核心小组（后改称党组）秘书，见证了这段难忘的历史，近距离地领略到这位将军的风采。
王猛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善于把握全局，抓住关键。他一到体委就高屋建瓴地抓住“牛鼻子”，从领导体制入手，很快通过报批把被林彪集团霸占去的国家体委回归国务院。
王猛有胆识、有魄力，迅速将军管人员大部分调回部队，把体委的干部统统解放，从山西屯留五七干校调回北京，通过举办五项球类运动会，打开恢复体育工作的局面。
他重视体育科研，立即恢复了被军管会撤销的体育科研所，批准购买先进仪器和建立海外信息点，使体育科研起死回生。
当“四人帮”插手体委，王猛不畏强暴、正气凛然地予以抵制和斗争，以致被打倒，在大会斗、小会批的狂风恶浪中，他铁骨铮铮，宁折不弯，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后来在小平同志的保护下调离体委到了武汉军区。
粉碎“四人帮”后，上下一致呼吁王猛回来，尽管他留恋部队，并不喜欢体育，但最后还是服从命令，二度出山。他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和其他领导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粉碎“四人帮”在国家体委搞的帮派体系，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
在拨乱反正、正本清原的基础上，王猛为体育事业展开了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他把年轻的徐寅生提拔为副主任，把老领导荣高棠从江西要回来，加强和健全了领导班子；他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指导下，主持开展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斗争并取得成功，使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他提出省市以上体委近期侧重抓提高的战略，使运动水平迅速恢复和提高，为洛杉矶奥运会我国金牌零的突破打下基础；他首先提出要制定《体育法》，发出了以法治体的先声。
王猛的品德情操和性格作风也给人留下深刻、鲜活的印象。他的胸怀特别宽广，突出的事例是对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庄则栋的态度。当时有人极力主张将庄则栋判刑，但王猛认为，他本质还是好的，对乒乓球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年轻人犯错误有客观因素，本人也是受害者，应给予出路。后来决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派往山西从事乒乓球教练工作。以后王猛每当谈起庄则栋，都给以客观评价，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庄则栋对此也是感激不尽，多次托人向王猛道歉，并赠送自己的著作。昨天我告诉他王猛的噩耗，他十分痛惜，立刻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悼词，把失去向王猛当面致歉的机会视为终生憾事。
王猛虽然出身农家，但上过私塾和小学，17岁就投身革命，一直在部队领兵打仗，但他却有深厚的古文修养，我亲耳听他一字不差地背诵《滕王阁序》，使我这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惊讶得目瞪口呆，羞愧无比。
王猛的个性也颇具特色。他脾气刚烈，对工作要求特别严格，发现部下做错什么，他会立即发火，批评人一点都不留情面。但在日常生活中，很有风趣、很幽默，爱说笑话，往往妙语连珠，引得大家开怀大笑。他还有两大嗜好，一是爱喝酒，酒量特别大，二是喜欢吃辣椒，一顿能吃一碗最辣的“朝天椒”，有时还要吃辣椒馅饺子。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无完人。王猛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优势和长处，有时往往会成为缺点和弱项，工作中必然也会有缺点、错误。但王猛在特殊年代对中国体育做出的特殊贡献，是无可争议的，应该在新中国体育史上涂上浓浓的一笔。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只有懂得过去，才能更好地创造现在，把握未来。
斯人已逝！我作为一个知情者和见证人，把对他的无尽悼念，化作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把王猛将军的体育情缘写好，为有志学习研究中国体育史的后人增添些许资料，也是我敬献给猛将在天之灵的一瓣心香！ 二○○七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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