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洪涛：我做女足新闻官的日子

2007世界杯上的中国女足 右二为孟洪涛

　　离开中国女足新闻官的工作岗位已经两周时间了，从今年3月底上任到11月底离开，我担任中国女足新闻官正好8个月时间。8个月的时间让我完成了从一名体育记者到国家队新闻官的角色转换，也让我从中国足球的一位旁观者成了亲历其中的参与者。从4月份与世界明星队比赛的荡气回肠到多曼执教初期的激情和憧憬，再到世界杯的黯然与悲壮，我伴随中国女足走过了一段不平常的光阴，亲身感受了中国女足每一位成员的悲喜离合。

　　像一名端起钢枪走上战场的战士

　　3月底，经过领导批准，我从中国体育报借调到中国女足担任新闻官。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全新的角色，在中国女足历史上，这也是第一次出现全程随队的新闻官。中国女足今明两年将面临两场大赛考验，一是在本土举行的世界杯再有就是奥运会。设立专职新闻官也成为中国女足备战奥运会极为重要的一环。

　　而当时的中国女足也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低潮的时期。不仅球队内部各种矛盾开始激化，来自媒体的舆论压力也越来越使这支曾经辉煌的球队有些难以承受，特别是负面新闻满天飞，媒体的墨水已经让“铿锵玫瑰”变紫变黑，似乎一场大地震已经不可避免。就在这个时候，我被推到了中国女足新闻官的岗位之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名端起钢枪即将走上战场的战士，内心澎湃起伏，一脑袋瓜子的激情，似乎完全忘记了可能碰到的麻烦和坎坷。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哪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呀，作为一线记者，许多人跟我都天天泡在一起，有些事情说通了说透了，我想没有哪位记者是没有良知的，也不可能有人自始至终与中国女足站在对立面。当时的我有这种自信，而且我了解足球，精通英语，与未来的外教沟通起来又比较方便，可以更多地为球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再加上当时工作团队的特点是年轻化，高学历，大家在一起工作气氛会比较融洽而且又能相互补台，相信会有比较不错的结果。后来果然如此。由于教练组一下子增加了多曼等三位外教以及一位德国理疗师，无论领队、管理、我还是科研教练都无一例外地充当起了翻译的角色，当时的我们都是一专多能，不过都是乐此不疲。

　　今年注定是中国女足的多事之秋。从去年底到今年3月份，中国女足经历了史上最剧烈的振荡。从克劳琛担任中国女足顾问到主教练马良行的蹊跷托病离队，再到阿尔加夫杯的惨败，“铿锵玫瑰”正经历着来自方方面面的“摧残”，一座曾经被多少人奉为精神偶像的丰碑正面临着倒塌的危险。特别是媒体对负面新闻的炒作让中国女足变成了一座火山口，这座火山口不是吞噬别人，就是要被吞噬。

　　后来听有的队员说，那时候平时真不知道干什么好，每个人仿佛都不会笑了。有记者说，那个时候要采访简直太难了，都不知道采取什么方法，反正队员们都告诉没有队里的同意都不能说。我一直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但许多人不停地讲，我也只能相信了。不过，我仍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那就是与媒体的沟通和合作。作为记者，我很理解当时记者们的心态。

　　万事开头难，最难过的那段时光当然是阿尔加杯惨败之后在武汉进行的首次集训，也就是为了准备4月底与世界明星队比赛的备战期。当时多曼斯基与中国足协还没有签订正式合同，担任中国女足临时主教练的是王海鸣。当时的媒体仍旧沉浸在对阿尔加杯惨败之后对中国足协和中国女足的讨伐之中，其中有对中国女足现状的反思，也有对教练不断更迭的指责，更有一些对领导个人的批评、甚至是漫骂。与之相呼应的各大网络媒体上也在大批量地“生产”着关于中国女足的种种负面消息，当时的情况就差点给某某人带上高帽游街和开批斗会了。如何改变这一现象，让更多的媒体和记者更多地关注正面的积极的方面，为中国女足在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前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就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切是从打造快乐团队开始的。在武汉集训的第一天，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在给工作团队开会时便提出了“内部欢乐，外部和谐，抓好训练”的十二字口号，这十二字口号后来演变成了“内部欢乐，外部和谐，科学训练、提高成绩”十六字诀。我想，无论是在4月份武汉集训还是整个多曼时代，这十六字诀一直成为中国女足的奋斗目标和治队方针，也从而让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女足历史上最“快乐”最让人回味的一段时期。

　　所谓的外部和谐就是指宽松和谐的舆论环境，球队有球队的利益，媒体有媒体的利益，我希望在这一段时间内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契合点，我想更好的方式就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最大限度的让他们参与到球队的日常生活之中，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女足，爱上女足。在武汉集训和多曼执教期间，中国女足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既活跃了气氛，也让媒体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女足许多不为人知的片段。在这段时间，许多长期采访女足的记者与我们一起南征北战，期间同吃同住，跋山涉水，相依相靠，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记得有一次队员张彤过生日，几位记者也参加了我们为张彤举办的一个简短的生日PARTY，当时热烈、欢乐的氛围让一位女记者十分感动。之后，这位记者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我觉得中国女足太快乐了，根本不像以前媒体说得那样。”我想，这种切身体会和亲历亲为对于记者写作的公正性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当然，要想扭转外界舆论一边倒的局面，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沟通，而这种沟通也存在主动与被动之分。主动沟通当然是主动纠正外界的一些错误、片面的认识以及不正确的消息。被动沟通就是记者们会不停的向新闻官了解信息。我想，一支球队内部不可能不出现问题，也不可能没有矛盾，但如果媒体过分炒作这些东西肯定会影响球队的形象和备战。这个时候，新闻官的作用就是既要做到能够及时与媒体沟通，传递正确信息，又要全力维护球队的形象和利益，有时候甚至是包装，保证球队和球队每位成员的外部形象不会因为媒体负面报道而受到损害。

　　其实4月份在武汉的一个月是最累的，那段时间要不停地向记者们纠正一些模糊认识和热炒的一些看似真实的消息和虚假新闻，与各媒体沟通联系寻求支持和帮助，不断地浏览网页看有没有不利于球队的信息，不厌其烦地约见记者安排采访，将正确的或者有利于球队的信息反馈给记者们，再加上还有球队的一些其他工作，我的神经在那段时期一直绷得紧紧地。由于说话太多，嗓子在集训后期都变哑了，不吃金嗓子都咽不下饭去。每天晚上的睡觉时间也都被无限制地压缩，由于满脑子全是网上的消息，连做梦都是在跟记者同志们周旋。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舆论导向已经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过去的批评、漫骂已经变成了支持和鼓励，更多的记者已经站在球队的一边，压抑许久的情绪才挥之而去，终于高喊了一声，“春天来了”。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也欣喜地对我说，两支参加奥运会的队伍应该都聘请新闻官，我看应该叫“孟洪涛模式”吧。两个多月后，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我的另一位记者朋友李萱也成了国奥队的新闻官。

　　4月21日，中国女足在武汉体育中心以3比2击败世界明星队。姑娘们在落后的情况不不屈不挠，玫瑰精神再现。鼻子被踢断的周高萍血洒球场，最后时刻攻入制胜球的季婷也在比赛之后与队友抱头痛哭。我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在场边振臂高呼，与每一位姑娘尽情拥抱。中国女足终于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驱散了自广州四国赛之后的阴霾，即将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帷幕。不少球员赛后问我为什么当时那么激动，我说：“没人能知道那一段我肩头的压力，这场胜利应该也是对自己的回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