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渊：南勇难言“勇” 中国足球需要改革先锋

　　1997年就进入足协工作的南勇终于被扶正了，可谓十年磨一剑。而煞风景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南副主席御驾亲征阿勒波督战的中国国家队，在亚洲杯首战中就输给了叙利亚队。此情此景颇具暗示性，即从一般意义上说，南勇是一位可以被公众接受的足协新掌门人，然而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足球来说，南勇也不是一位拯救者，甚至都不再是一位福将。

　　与几位前任相比，南勇不像阎世铎那么华而不实，也不像谢亚龙那么只唯上，又比王俊生更敢做敢当，至于与同为2001年十强赛出线功臣，又是曾经的潜在竞争者张吉龙相比，南勇则更有一把手的威严和做大事的气魄。可以说，在后谢亚龙时代，南勇是一个可为方方面面接受的心水人物。

　　然而，中国足球极度深寒的现实需要的不是一位不添乱、不折腾的好好先生，而是一名既有勇于改革开放的意识，又有高度操作技巧和执行力的大家。从这个角度看，长期浸淫于既有体制，又按传统理念任命的南勇可能难言勇了。

　　南勇是一位长期与文山会海打交道的行政官员，比之年维泗、王俊生和郎效农等行伍，对竞技体育运动的规律和职业联赛的精髓，在理解上、运用上肯定要差那么一截。而身为中国足协掌门人，时下首先需要破解的难题就是要不要，又如何走出“出线足球”的樊篱。在阎世铎、谢亚龙的一意孤行下，中国足球陷入了一个死结，即国家队越不行就越要牺牲联赛和青少年培养，而基础越薄弱则国家队越不行。

　　南勇长期主管国字号球队，且拥有2001年十强赛的成功经验，很自然地对金牌战略、举国体制高度认同。可是，专业体制救不了中国足球早已成为一段历史公论，当世界各国都走上了职业足球的快车道后，没有一个强大的联赛就不可能有一支超级国家队亦已成为真理。

　　当然，具体到某一时期的某支球队，举国体制会在与那些还停留在业余足球阶段的国家的PK中体现出某些优越性。比如2001年，当倾一国之力出击的中国队的对手不是已经职业化的韩日，而是阿联酋、乌兹别克等时，米家军威风八面。可是若干年过去后，卡塔尔、乌兹别克等也纷纷办起了职业联赛，中国足球却日益边缘化和妖魔化，再也不具有举国的动员能力，于是在此不进则退中，殷家军连打叙利亚队、越南队之流也心慌慌。

　　也就是说，南勇八年前的成功经验已毫无复制可能。事实上，崔大林——南勇组合开出的拯救中国足球的药方不是重整甲A联赛雄风，而是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由各级政府体育部门主导。这种少体校+全运会的象牙塔模式一点都没有创意，过去几十年就是那么搞的，既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套玩意都行不通，现在都市场经济了，怎么还有成功的可能？

　　从阎世铎到谢亚龙，他们在上任之初都雄心勃勃，但最终都身败名裂，显然这与他们的个人品质和能力没有太大关系。殷鉴在前，南勇时代恐怕也难以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