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忆足球改革：播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是跳蚤

王俊生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幕式上成都球迷震彻全国的“雄起”，如今已成追忆!

　　随着职业化的开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足球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然而，职业化却没有让中国足球水平真正得到提高，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反日渐衰微。因此，网友一针见血地讽刺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步中，只有中国足球是一个例外。”

　　三十年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后来实现了没有？

　　从我15岁成为北京少年队守门员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和这个黑白相间的足球结下不解之缘。

　　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继续为中国足球奋斗。

　　说一下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和一部电影？

　　影响最大的很难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这个习惯是我几乎每天都保持的。

　　这三十年，除了时间，你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只能说我还没有离开体育，但基本上也不是常人口中所说的圈内人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想做的事情很多。

　　现在生活节奏完全变了，你喜欢快还是慢？

　　我们应该追赶时代的节奏，现在我也经常上网。

　　你喜欢你现在的职业吗？

　　如果在担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前，先到中体产业，我相信在足协工作上的失误会减少很多。

　　如果让你感恩，你最想感谢谁？

　　要感谢的人很多。

　　1991年11月8日，王俊生在走进中国足球协会办公室前，他先去了趟中国棋院，刚刚从足协卸任的年维泗此时开始担任棋院的党委书记。对眼前的继任者，年维泗充满希冀地说：“我已经58周岁了，再有两年就该退休了，想干也没有时间了。如果我还干下去，受损失的是足球事业。现在你来干，我从中帮一下。你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你干好了，我和足球界的人都会高兴的。”

　　从中国棋院到中国足球协会只有五分钟的车程，王俊生十分清楚，五分钟以后，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就要开始……

　　“我并不是足协的首选”

　　王俊生认为，是他当年做过的一些琐事，打动了年维泗。“我做过的小事给年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在国家队时，每次将服装洗好上交；后来在北京体委工作先后接待高丰文的国家队、徐根宝的国奥队等。”话题回到十几年前，王俊生的眼神一亮，似乎一下勾起了对那段火红岁月的追忆。

　　进入足协之前，王俊生正在北京市体委工作，是北京市体委党组成员，主管财务、基本建设和第三产业，同时兼任北京市足球协会副主席和秘书长。

　　一步跨入中国足协，尽管当年的传媒远逊今日，但王俊生依然成为举国球迷关注的焦点。

　　“第一次走进足协的会议室，望着围坐在会议桌前的工作人员，我突然想到，他们真的像外界传闻的那样复杂可怕吗？后来我说了这样几句话：从现在开始，我已经加入到同志们的行列，成为中国足协的一员。我有决心和信心与大家一起……”对当年的情景，王俊生记忆犹新。

　　不过，时隔多年王俊生自己承认，他并不是足协的首选。“其实当时足协想寻找一个不是‘足球圈内’的人来担任足协的一把手。为什么没有找到呢？我想可能是时间太紧，来不及找更合适的人选。九年后，当我离职的前夕，终于出现了一位真正‘足球圈外’的人才——阎世铎接替了我的工作。”

　　红山口主席台挂什么旗？

　　在王俊生进入足协工作前，有朋友提出忠告，“听说中国足协人际关系十分复杂，很不团结，各干各的；听说有‘四老’、‘四少’控制中国足协的整个工作。你孤身一人独闯足协，孤胆英雄呀！你能行吗？”

　　时年43周岁的王俊生不仅挑起了这副重担，而且甫入足协，便开始一个更大胆的动作——进行职业化改革。“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提职业化、俱乐部，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现在可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足球成为体育界改革的突破口，王俊生一下子站在风口浪尖。

　　“我给你说一下很小的细节，就知道当时的气氛了。在红山口会议召开前，为了使此次足球工作会议的会场布置更有足球气息，有人建议把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旗帜并列在主席台上，成为主席台的布景。我和杨秀武、孙宝荣认真地研究了一下，认为这种提议很有创意，同意这样布置。但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省市足协主席认为应该悬挂五星红旗作为主席台的背景。由此我预感到，这次会议对要讨论的内容必定会产生激烈的争论。”

　　王俊生的担心果然应验。1992年6月22至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也就是后来被称做的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奠定职业化联赛的根基，但当时的会议争论非常激烈，多数代表尽管也同意中国足球进行改革，却对职业化的改革，尤其是对改革后大权旁落感到茫然，持怀疑态度。不过，经过国家体委的疏通，会议最终达成了一致。

　　1994年4月27日，王俊生站在成都体育场郑重地宣布“万宝路1994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始。从这一天起，职业联赛在中国大地开展起来了。

　　“1200万美元，天文数字啊”

　　王俊生入主足协的第一年，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这年联赛差一点“开天窗”。“中国足协得到的拨款只有区区的100万元，还不如今天一个球员的收入，要命的是为了让健力宝少年队留学巴西和给女足经费，足协的账面已经近乎零，我急得彻夜难眠。”

　　在建立了职业化的法规、制度等之后，王俊生开始为“钱”途奔走。“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IMG、ICL两大中介公司，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国际知名的中介公司。谈判同时我们也为有些人的农民意识担心，一旦知道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联赛‘扎’来这么多钱时，肯定会有人甩闲话：‘这钱咱们来赚不好吗？何必让他们划走一大笔。’我和负责谈判的许放最终顶住了压力，都快要讨饭了，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谈判内有压力，外有困难，进行得非常艰难，讨价还价、拍桌子瞪眼、声言破裂几度发生，最后1200万美元终于陆续拨到中国足协的账号上，那在当时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王俊生至今记得，当时主要负责谈判的许放，因为几天没有睡好觉，眼睛血红。“许放英年早逝，否则，中国足球后来可能不会沦落得这么快。”想起老战友，王俊生不禁唏嘘感慨。

　　在引进了赞助商后，王俊生在任期间又相继主持出台了转会制度、限薪制度、绿茵工程战略等等。

　　在王俊生的任期内，他错过了几次很好的机遇，也因此有了几次大的“失误”。1997年金州兵败后，王俊生成为众矢之的。1999年霍家军的出局以及联赛中令人震惊的“渝沈案”，使人们对王俊生的信心指数降至最低点，当时许多人甚至开始怀疑职业化6年的成果。

　　风暴之中，人们也许对他的工作能力有不同意见，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王俊生的为人有所怀疑，有个曾长期同王俊生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这样说：“如果中国足协还有一个人没有去过歌舞厅的，那就是王俊生了。”据说，还有一次王俊生和家人一起乘坐出租车外出，司机正好是一个球迷，在他认出乘客是王俊生的时候，他非常气愤地开始边开车边不住地咒骂中国足球，同时也恨恨地责问王俊生，而王俊生则一直对他报以微笑。

　　阎世铎请缨指挥《送战友》

　　王俊生是幸运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他成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弄潮儿；王俊生又是不幸的，当中国足球踢进世界杯取得预期目标最大辉煌时，他却已离开了一线。

　　临离开之前，足协特地为王俊生召开了一个晚会。阎世铎主动请缨担任指挥，让部下来了一个大合唱，一曲《送战友》，接着又一首《送别》，阎世铎也代表中国足协给王俊生赠送了一份既珍贵又代表大家心愿的字画———“劳苦功高”。王俊生也很高兴，他先是表演了一段京剧念白，接着又演唱了一首朝鲜族歌曲，再后来喝了很多酒……

　　“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其实后来很长时间都很难从足协的记忆中走出来。”关于他的前途曾产生很多猜测，最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中体竞赛管理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曾经的足协一把手意外“下海”成为老板。

　　总结自己足协十年生涯，王俊生说：“如果用一个词道尽其艰辛，那就是‘屡遭打击’，第一次是1997年失去世界杯出线权，人们说主要原因是我心太软；第二次是1999年奥运会未出线，人们对我的评价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第三次打击是中国足球改革险些走入歧途，人们称我是‘打开瓶盖的人’。”

　　在王俊生离开后，中国足球已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是愈来愈差。现在，很多人又开始怀念起“王俊生时代”，甚至已经成了口头禅。“如今足球市场的确有点萎缩，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我32岁以前为祖国奋斗在绿茵场上，后来为足球职业化尽了最大努力。我希望在未来，能继续为中国足球的事情做一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