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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中国羽毛球热根源 人民项目已改变国人气质


  人民羽毛球

  一个曾被供奉在殿堂之上的运动项目,如今如此广泛地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生活品质。在民间,羽毛球正热过乒乓球,向场馆挺进,向更广大人群蔓延,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一个恰当注脚。

  本刊记者 关军

  几乎是体育馆一开门,48岁的毕鲁江就坐到了看台上。而他离开的时间,则是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中午休息的时候,场馆工作人员和他开起了玩笑:“要不要也给你准备一份盒饭?”

  每逢广州有羽毛球大赛,自由职业者毕鲁江都是在如此“发烧”中度过,往年的中国公开赛如此,5月17日结束的苏迪曼杯也是如此。

在这座以羽毛球为市球的城市,类似毕鲁江这样的狂热球迷不在少数,每逢大赛,组织者都无须为门票销售发愁。而在遍布城乡的羽毛球场地上,这种热情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诠释。据统计,广州市的羽毛球人口有280万,4月中旬落幕的“市长杯”大赛,报名者超过了12000人。广州的城市意象,也许该由五对羊角换成16片洁白的羽毛了。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超级大都市,羽毛球的热度都急追广州,而在浙江温州这样的富裕地区,羽毛球也有极高的普及率。中国人对羽毛球的熟悉程度并不逊于乒乓球,它在民间、尤其中老年人群中热了至少30年。如今的趋向是,这热度正向场馆挺进,向更广大人群蔓延,它也成为了当下中国人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一个恰当注脚。

  现代羽毛球运动诞生在英国。1873年,在英国格拉斯哥郡的伯明顿镇有一位叫鲍弗特的公爵,在庄园里进行了一次“蒲那游戏”的表演。因这项活动极富趣味性,很快就风行开来。此后,这种室内游戏迅速传遍英国,“伯明顿”(Badminton)即成为英文羽毛球的名字。

  史料记载,清光绪十七(1891)年,广州沙面地区开辟了羽毛球场地,但它基本都是在华外国人的游戏。大约20年后,羽毛球陆续传入上海、天津等重要口岸。

  除了欧洲人的带入,中国羽毛球发展的另一脉络来自东南沿海的华侨。因东南亚盛行羽毛球,当地华侨也极其热爱这项运动,福建、广东的侨乡逐渐有了一些羽毛球运动的星星之火。

  同为发端于英国的、隔网较量的小球项目,乒乓球和羽毛球在中国的兴盛路径有颇多相似之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容国团、姜永宁、傅其芳等从香港回到中国内地,并成为中国乒乓球辉煌事业的奠基者;同期,印尼华侨陈福寿、王文教、黄世明等人带回先进的技战术,也成为中国羽毛球基业的开拓者。

  陈福寿祖籍福建,1932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梭罗河畔,在华侨公学读书期间,他与同学王文教渐渐显露出羽毛球方面的天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二人已成印尼的名将,陈福寿的绰号“小辣椒”也随之叫响。他们单双打,在中国国家队也是如此。如今,退休多年的他们住在北京体育馆西路的同一个小区里,当真是终生的挚友。那时候,即使奉羽毛球为国球的印尼,也没有很专业的训练体系,陈福寿一直打野球,不曾有过教练传授。这并未妨碍他渐渐成名,直至一度入选印尼国家队。

  1953年,由于签证手续繁琐,印尼华侨体育代表团错过了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但他们还是进行了巡回访问,团员陈福寿、王文教等人得以在北京、上海等地与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羽毛球选手切磋。可惜,双方实力过于悬殊,中国选手每盘最多得到两三分(15分制),很多时候都是可怜的0分。在陈福寿的对手里,有一些也是归国华侨,只是实力有限。而整个中国本土的羽毛球水平,更是可想而知。打到后来,陈福寿说自己不好意思零封对手,总会让两下。再后来,在其他地区的活动不再安排对抗,改为华侨选手的表演赛。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为这支华侨球队题词的内容分别是“增产节约”和“劳动万岁”。

  中国羽毛球的羸弱,让陈福寿、王文教、黄世明这些人心里不是滋味。陈福寿的祖父一代就远渡南洋,不过与其他多数华侨一样,陈福寿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正是这次访问,促成了一年以后陈福寿、王文教等华侨球星的回归。

  羽毛球在东南亚地区极其普及,而高水平球员中华侨占据相当比例。不过,比起当地人,华侨获取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的道路要更艰难。发现中国有自己的施展空间,陈福寿、王文教等华侨做出此生的最重大决定——告别亲人,到中国去。

  陈福寿在印尼的名字是Tan Hok Sioe,五十年代初这已是该国羽坛一个响亮的名字,为了能顺利入籍中国,他办手续时更名为Chen Fushou,总算“蒙混过关”。

  那时的中国,经济上一穷二白,这都需要几位印尼名将慢慢适应。国家队组建起来了,而整个北京没有一个像样的羽毛球训练馆,陈福寿等国家队球员只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训练,那里也仅有一块场地。

  更不幸的是,“为国争光”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陈福寿在印尼国家队期间,该国尚未成为国际羽联成员,他也自然无缘正规国际大赛。原本以为到了中国会在国际舞台一展身手,谁知却受制于政治原因——在台湾占据一个席位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拒绝加入国际羽联。

  陈福寿、王文教已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顶尖高手,在友谊比赛中屡有战胜世界名将的纪录,却始终无缘正式国际比赛。到了他们下一代的归侨汤仙虎等人,更是有点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势,史上被誉为“无冕之王”。

  在“文革”中,乒乓球界的归侨命运悲惨,容国团等人更是不堪屈辱而自杀。羽毛球界的归侨们大多成为怀疑和批斗对象,好在基本都顽强地活了下来。陈福寿夫妻在福建的一个山乡劳动改造了两年多,1972年,国家重新成立羽毛球队,征召他做教练,按规定他的农村户口不能直接进京落户,此事最终由周恩来批示得以解决。

  “文革”后期,中国加入国际羽联,陈福寿的女弟子们(他是国家女队的主教练)也一次次帮他圆梦,夺取世界冠军的奖杯。在民间,凝滞的空气松动,简易的羽毛球也渐渐风行。

  每天早晨5点多,郭晓宏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看看窗外的树叶,假如它们摆动得不剧烈,又没被雨水敲打着,他就马上骑车赶往附近的西单商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单商场外有一块空地,还画了羽毛球场地线,还在读高中的郭晓宏就和球友们跑到那里打球。几个人拉起简易的球网和支架,用两辆自行车固定住,拿出当时常见的木头球拍,开打。郭晓宏鬼使神差地爱上了羽毛球,毫无基础可言,偶尔有西单商场的售货员来和几个毛头小子过招,郭晓宏被打得“连球都摸不着”。

  进入大学以后,郭晓宏更疯狂地迷恋羽毛球,悟性和球技也飞速提升。在获得北京高校男单冠军的荣誉后,他居然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北京自动化研究所接收。

  自动化所的羽毛球氛围不错,还有自己的代表队,但打球只能借用小礼堂。礼堂里摆满了椅子,每次打球前,郭晓宏他们先搬半个小时椅子,打完了再花半小时恢复原貌,却依旧乐此不疲。

  后来,郭晓宏做起与羽毛球有关的生意,但仍是狂热的参与者。他一周至少要打五次球,还曾自费前往韩国、大马、香港等地比赛,内地的各类比赛,他更是当之无愧的参赛次数第一人,“冠军就拿了一两百个”。

  郭晓宏对羽毛球的着迷程度确实非同一般,哪怕水平很低的业余选手打球,他也会在旁边看上个把小时。

  毕鲁江的球龄也很长,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年代初,因为当时还在体育系统工作,他有机会跟专业队蹭场地。再后来,他和球友渐渐聚合成一支相对稳定的球队,以会费的形式花钱租场子打球。他们在广州业余羽毛球圈名气不小,各类比赛从未跌出过三甲之外,再后来,球队竟还获得了冠名赞助,叫“一夫俱乐部”。毕鲁江一直是球队召集人,现在的会费是每人每月250元,队里也有专业队下来的高手,每人象征性地交了100元。

  4月12日晚回家,打开电视,广州竞赛频道正在播“市长杯”比赛录像,毕鲁江看到了自己与儿子在“亲子组”配对双打,最终看到夺冠的画面,很有点做明星的感觉——在广州,一些高级别的业余赛、业余专业对抗赛,都有机会享有电视录播甚至直播的待遇。

  “一夫”每周打两场球,每次两小时,毕鲁还担任着另一家球会的会长。会员基本都是中年夫妻,其组成颇有意思——毕鲁江夫妇10年前送儿子参加一个青少年羽毛球班,众多家长在一边看得久了,技痒难耐,就组织起了家长间的比赛,逐渐固定为每周两次的固定活动。

  对于每周四次的羽毛球时间,毕鲁江看得很重要,“这四段时间尽量不安排其他事情。”放在几年前,这个发烧友对广州的球馆了如指掌,现在球馆越来越多,他只知道四年前的一个统计:160多家。

  在星罗棋布的球馆里,有一家名叫“多宝”的场子位置幽深。它由一个铁路货运站改造而成,在这里偶尔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爱好者,他们不是隔着球网享受比赛的乐趣,而是在专业教练冯尚伟(曾入选国字号球队)的指导下,进行着步法、力量、协调性等枯燥、艰辛而专业的训练。在这种业余级的“专业”球员中,35岁的职业策划人李成坚是资历较老、水平较高的一个,他已经从事过三四年的系统训练,并认为自己的球技和意识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系统训练累积到一定程度,有那么一瞬间,“DING一声就开窍了”,他如此描述在羽毛球上的顿悟。

  最初请教练进行专业化训练,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水平,打赢某某对手。到了后来,李成坚觉得能很专业地从事一项训练,是很酷的事情,并让他获得更多的自我认知——且看我还有多大的潜力。他打球时目光坚定,动作有力,显示出一种“挑战专业的勇气”。

  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执迷也感染着冯尚伟,他说自己只是象征性地收费,与这些弟子更接近朋友关系。小时候过早从事专业训练,冯尚伟说自己对羽毛球的热爱过了10岁就消失了,而这些爱好者让他找回了对羽毛球的纯粹的喜爱。

  羽毛球的民间勃兴模糊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连赵剑华这样的“天王”级明星,也投身到业余羽毛球的教学与普及中。而曾经的业余球员郭晓宏,开球馆,收徒弟,所做的事业与赵剑华没什么区别。在许多地方,羽毛球正成为一道富有活力的城市景观。温州人有清晨到山坪上打露天羽毛球的传统。松台山是温州的九山之一,也是温州最有名的打羽毛球的山坪,每天都会有大批羽毛球爱好者在那里打球,据说连夏煊泽等世界冠军回家时也会到那里小试身手。

  羽毛球与乒乓球在中国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都是由华侨带动,都是战绩彪炳,都是广受欢迎,但是它们又有着耐人寻味的差异。由于历史原因,乒乓球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并被奉为“国球”,乒乓名宿大多也荣升高位。与之对照,成绩并不逊色多少的羽毛球则永远是一个配角的地位,说它屈尊于光芒四射的乒乓球的阴影之下,似也并不为过。

  即使在国家级运动队的层面,羽毛球队也比乒乓球队显得更人性化,更有生活情趣。国家队总教练李永波是个“潮人”,喜欢穿名牌服装,其麾下的羽毛球队也一直被看做一支很时尚的运动队。李永波的说法是:现在有很多年轻白领都在打羽毛球,像我们这种总是被人关注的教练和队员如果自身都穿得拖拖拉拉,对羽毛球的形象也不好。

  乒乓球队曾为了限制球员恋爱而把部分非明星球员赶走,引起舆论质疑。羽毛球队的情况则截然相反,林丹与谢杏芳的爱情故事长期被媒体津津乐道。据说,因为这样的反差,某出身于乒乓球的主管领导还对羽毛球队的管理颇为不满。

  记者们总是对羽毛球队的球员恋爱问题很关注,李永波说自己回答了不下10遍,而且至今态度不变——只要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恋爱也好,结婚也好,我都不反对。12岁的时候,你说不能谈,但20多岁了,谈个恋爱也不让,这不公平。我们队员有的虽然谈恋爱了,但在一起训练效果也不错啊。

  训练上,羽毛球队一直是男女集中,乒乓球队则尽量男女分开。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于羽毛球项目有男女混双而乒乓球没有(乒乓球只有世锦赛才有混双,奥运会没有。)但似乎不是答案的全部。

  两种运动在民间受欢迎程度的变化,也很有意思。乒乓球一度是中国普及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随便一块不大的场地,都可以支起球台。要进行正式的羽毛球比赛,需要更大的场地,更高的屋顶⋯⋯但乒乓球终究需要一张球台,不可能两人或四人空对空地切磋,大众化的羽毛球却可以忽略场地的限制。换而言之,从事羽毛球比乒乓球具有更多的选择,既可以更高端,也可以更低端。

  几年前,体育主管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民众健身方式的选择中,羽毛球仅次于慢跑,位居第二位,超过了篮球和“国球”乒乓。在《羽毛球》执行主编王渝燕看来,羽毛球正成为城市白领热衷的新兴健身活动,开球馆的郭晓宏的判断略有不同,他觉得北京的机关和国企才是最主要的羽毛球消费人口。不过在一件事情上,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当前的羽毛球热潮,与“非典”有关。

  在SARS肆虐的2003年春天,什么商品在北京竟卖得脱销了?你一定要想到口罩、板蓝根一类东西,谁知羽毛球器材居然也卖断了货。要增强体质,而且要进行户外运动,人们在SARS阴影下达成这样的共识,而羽毛球则成为市民的首选。

  “非典”之后不久,郭晓宏看到了巨大商机,开始经营羽毛球馆,以他为核心的北京大盟羽毛球俱乐部也不断壮大,战绩骄人。在圈里绰号“老头儿”的郭晓宏渐渐成了北京乃至全国业余网球界的旗帜性人物。2008年底,YONEX看重了这位业余明星的影响力,与其合作开发了一家新的高标准“YONEX球馆”,开了为经营性球馆冠名的先河。

  蛋糕越来越大,分食者越来越多。2009年,国产品牌李宁取代此前一枝独秀的YONEX,成为中国羽毛球队新的装备赞助商,他们的另一个大手笔是成为苏迪曼杯的冠名赞助商。毫无疑问,这家中国最具实力的体育用品生产商野心勃勃,意欲大举拓展羽毛球市场。他们进行了细致的市场调研,并预期中国每年有数十亿的羽毛球市场份额。

  除了商人们,官员们也日益看好羽毛球这张名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年来争办国际大赛,不希望传统羽毛球之城广州专美。广州的羽毛球传统确实非其他城市可比。就连该市羽毛球协会的成立时间,都比中国羽毛球协会还早半年。建国之初,印尼羽协要到广州交流比赛,为了便于工作对接,紧急成立了广州市羽协。

  华侨的带动和经济的先发优势,让广州的羽毛球越来越热,有此基础,政府顺其自然地将其作为新的城市名片。该市“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重点创建羽毛球、足球两个品牌项目”,政府还委托广州体育学院教授吕树庭成立课题组,历时一年多完成了《广州市羽毛球运动品牌化发展专项研究》,一个羽毛球博物馆也在筹建之中。

  与其他城市不同,政府并不需为这张名片投入巨资。连续几年承办中国公开赛,政府只给150万的财政拨款,差不多80%的费用都要靠市场开发解决,这在国内其他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在广州,每年不仅有“市长杯”业余羽毛球大赛,还有与广东电视台合办的业余挑战专业的电视擂台赛。在这座相对市民化的城市里,羽毛球事业的推动得以惠及更多的普通市民。

  4月11日,星期六。位于天河羽毛球馆的广州市羽协办公室有着与工作日不同的热闹。羽协主席、前羽毛球名将关渭贞背着装备、穿着运动装出现了,准备参加每周一次的羽毛球活动,羽协的党组书记祁田夫刚刚打完一场,边擦汗边与关渭贞商量今天怎么打。

  两人来到球馆,对打了一盘,又配对进行双打,显得精力充沛。60岁的广州市政协常务副主席郭锡龄坐在场边,大汗淋漓。他指点着说,那个是某银行的行长,那个是某大公司的老板,“刚刚出门那个,是佛山市委书记。”

  在广州,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喜欢打打羽毛球,这个圈子也就成了越滚越大的雪球,羽毛球馆某种程度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交场合。

  即使不在官场,羽毛球也被视为一个合适的社交场合。郭晓宏说,他现在的朋友基本都是打球结识的朋友,这也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以球会友的好处是,彼此会淡化社会身份、地位差异,“你一个官员、老板打得不好,我照样可以批评你。”

  郭锡龄为人随和而健谈,他说自己打羽毛球的时间超过了50年,因为出身干部家庭,早在第一批印尼归侨带动羽毛球事业发展之前,他就接触这项运动了。

  作为热爱体育的领导干部,郭锡龄打过乒乓球、网球、高尔夫、保龄等各类项目,最终却“情定羽毛球”。对于这项运动的特有魅力,郭锡龄的见解很有代表性,“运动量大,又不直接对抗,门槛又低,适合作为健身选择。”郭锡龄聊起羽毛球来兴致颇高,并抛出很特别的观点,“乒乓球回合少,又总要弯腰捡球;网球很多时间都用在捡球上了,还要跑出很远;而羽毛球回合球多,有乐趣,而且球不会飞出老远,捡球时用拍子一挑,腰都不用弯。”在郭锡龄看来,羽毛球飞行时间长,为参与者留下更多的斗智余地。在这点上,郭晓宏深有同感。郭晓宏身材瘦高,戴一副眼镜,略有些谢顶,并不具备优秀球员的气质,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有运动天赋。他在球场上的最大优势在于变化莫测的假动作,“几乎没有一个动作不带有欺骗性”,他说自己很享受这种羽毛球特有的“骗人的乐趣”,智谋与技巧上的优越感。

  5月的一个傍晚,坐在尤尼克斯羽毛球馆的大堂里,郭晓宏指引我观察球友们的神情,“你看,每个打球的人进来都是雄赳赳的,有几个人早晨上班时能有这样的状态?”

  羽毛球在中国何尝不是一副雄赳赳的状态?一个曾被供奉在殿堂之上的运动项目,如今如此广泛地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生活品质,善莫大焉。

  这是人民的羽毛球,更真实的羽毛球。 ☐

  

(责任编辑:王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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