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由于体育成绩特别优秀，九零后少年母诗灏被拥有足球传统优势的重点中学——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中学专门从贵阳市招来；一年之后，母诗灏在重庆西南医院离开了人世，而原因正是因为有关足球的训练。如果说他像西班牙人队长达尼·哈尔克那样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间，那的确是一个足球界的悲剧；然而，这个足球少年是受到教练体罚而意外死亡，这已经不仅仅是体坛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惨剧。

　　据说，古代拜师学武艺需要家长和师傅签订“生死文书”，今后任打任骂“打死也不追究责任”。这种形式的师徒关系的确在很长时间内还存在，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合理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尊师重教”并不等同于“认可野蛮施教”，即使是体育界的教练，首先也是作为教育者的身份出现的，先教人做人，再教人技艺，这才是教练的本职。当教育者用暴力来殴打学员时，被侵袭的还有师徒之间的信任关系。

　　令人担忧的是，体罚这种惩罚形式在国内的体育界非常普遍，“不打不成器”成为了通用理由。从小开始接受锻炼，也就是从小开始受罪。小孩子爱玩本来是天性，可以受到一定形式的约束，但是不能通过暴力手段来约束。前段时间，郎平归国后接受央视采访，她说自己作为美国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对于队员提出批评还要非常婉转：“首先你要把她叫到一边，这是尊重隐私；然后你要先夸她一番，这是保护球员积极性；最后，你还要用婉转的语气来提出你的要求。”在国外，教练员尚且需要保护球员的精神层面；在国内，教练员甚至可以对运动员进行肉体摧残——这是“文化不同”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