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市场”还是“举国” 这是个问题

　　因为欠薪引发的“0比10”惨案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新闻，南京有有成了中国体育职业化历史上尴尬的“吃螃蟹者”。既然是吃螃蟹，自然前无古人，但有有之后是否后无来者，谁又敢打包票？

　　发生在有有身上的怪现状，直接原因是投资商资金链的断裂，间接原因是职业联赛的惨淡经营，但最深层的原因其实还是中国体育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瓶颈。

　　中国体育的职业化开始于1994年的足球甲A联赛，但数年辉煌之后则是丑闻迭爆、一地鸡毛。随后，CBA篮球联赛成了体育联赛市场化的大旗，中国篮球前掌门人李元伟一度甚至主动挑起足球和篮球到底谁是“中国第一运动”之争，CBA联赛蒸蒸日上的势头就是他的底气所在。然而，这两年CBA联赛却乱象丛生，大有步足球联赛后尘的可能。至于排球联赛、乒超、羽超、围甲、象甲从商业经营上都还难成气候。这些项目特点各异，但共同点是联赛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体制因素。

　　“北京奥运会之后……”这是很多对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充满期待的人常说的一句话，听起来很像整整一代人在儿时憧憬的美好愿景：“等到了2000年……”现实中，我们对于未来的很多期待在2000年都已经变成了现实，但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则不然。

　　既然是改革，就势必要伴随着利益格局和分配机制的调整和洗牌，需要既得利益者的理解、支持甚至是让步和牺牲。然而，北京奥运会过去两年了，人们期待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到来，体育界有些人反倒对“举国体制”越来越痴迷。采访中，常有人津津乐道：“专业体育时代，大家都只拿几十块钱，不一样能够拿亚洲冠军、世界冠军？足球不搞职业化，不也出了容志行、古广明……”

　　于是乎，“国进民退”在体育界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在本该让渡于市场的领域，主管部门的手反而越伸越长，优质的资源越来越多地被集中到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下属机构手中——中国联赛的整体资源都掌握在并不投入资金的各个协会手中，这些资源往往都打包卖给其它公司经营，协会则对俱乐部自主经营范围做了严格的限制，比如，乒超和CBA球场最好位置的广告牌归协会所有，乒超明星肖像使用权归乒协等等，留给俱乐部开发的范围非常有限。记者在多年的采访中得知，无论是乒超还是CBA俱乐部，都抱怨过协会的这种做法，他们告诉记者，如果换一种方式经营，给俱乐部松松绑，俱乐部完全可以减少亏损，甚至实现盈利。

　　只有在“举国体制”之下，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才能最大程度地占有各种资源。但它的代价却是：坐拥优质资源的联赛，不赚钱甚至举步维艰，“伪职业化”本质暴露无遗。而政企不分、官办不分离的体制主导下的职业联赛，就成了权力寻租的最好场所，再加上监督机制缺位的大背景，类似南勇这样身兼裁判员、运动员最终锒铛入狱的现象就绝非偶然了。

　　说到底，在目前的评价体系当中，联赛的经营状况并不是主管部门最关心的话题。记者接触到的体育人尤其是高层官员中，不乏有识之士大力呼吁要“建立综合评价考核体系”：在考核体育工作时要把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竞赛、体育保障等指标做通盘考虑，但现实却依然是金牌至上、成绩至上。

　　一个让人无奈的事实是：如果联赛能够服务于全运会、奥运会、国家队，那么发展就会比较顺利；一旦在主管部门的眼中联赛影响了后者，那么牺牲联赛大概就没商量了。谁都知道ＣＢＡ联赛转会有多难，但不久前江苏南钢用当打主力韩硕和两名八一队的女队员交换，如此典型的非职业行为操作起来却出奇顺利。去年体育总局优秀干部评比，足协和篮协掌门人韦迪和信兰成赫然在列，以至于一支CBA四强俱乐部的投资人调侃说，看来，“谁打垮了职业化，谁就是体制内的优秀干部……”

　　在这样的大背景当中，有有的命运就不足为奇了。体育界“市场力量”和“举国体制”两种理念之间的此消彼涨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尘埃落定之前，有有俱乐部很可能不会是独立的个案，这绝非危言耸听。 　本报记者 孙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