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知,奥运冠军和有关领导此时正忙着庆功、领奖或者分钱,全国巡回,如同杨坤的“32场演唱会”。
我本不关心这些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但是我听到刘鹏局长在香港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的体育制度、管理模式适合中国国情。这种体制不断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更推动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
刘局的底气显然来自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又豪取了一堆金牌,多少枚,我真没记住。我丝毫不否认举国体制对奥运金牌数据库建设的推动,但说到对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多大的助推力,来看一个数字——2009年8月8日,也就是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透露,全国体育人口调查显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中国人只占总人口的28.2%,跟十年前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说,这些年中国在奥运会上的大丰收并未让更多人去参与体育运动。
而对于跟大众运动关联度最高的足球和篮球项目,刘局的记忆如果不菲薄,应该还记得伦敦的成绩。实际上,回忆一下从1984年洛杉矶到今天的7届奥运会成绩便知,三大球的情况每况愈下。两年前,同样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肖天曾表示,“如果三大球不行,奥运夺得60金又如何?”呵呵。
三大球为什么搞不上去,专家和坊间的意见很多。此前一期央视《足球之夜》反思这届国家队的问题将矛头直指围绕卡马乔的一切,这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卡马乔的上任时机选择公认存在问题,中国足球在洋帅的选择上永远深一脚浅一脚,同样的情况还有男篮惨败后对邓华德的责难。但是,如果中国足球或篮球在出事后将最大的罪责推给洋帅,恐怕跟某些社会问题出现后找一个“临时工”没有二致。
在谈到三大球的问题时,前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先生以篮球为例说过,“不要指望再出一个姚明,我们不能再指望通过天才球员的出现让中国男篮重回强队行列。”在李元伟看来,没有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单纯地以国家队成绩为核心,忽视联赛和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培养,是三大球远离世界一流的根本原因。
而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大部分专家提出要改变目前的体教分离机制。姚明就说,“我们有13亿人口,为什么难以培养世界一流的球员?因为我们将体育从教育中抽离了,脱离了宽广的教育体系空间,我们的青少年培养体系变得非常狭小。”
以上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仔细想来也只是从三大球本身的发展规律说事,如果将中国三大球的发展现状置于整个中国体育发展战略中检视,你会发现事情其实还要可怕。
从上个世界80年代初中国体育确立“竞技优先”原则,一种狭隘的金牌至上的体育价值观就自上而下形成,各级体育局为奥运会、全运会的金牌而活,因为这事关他们的政绩。举重一个级别就是一枚金牌,足球一个大项才一枚金牌,以金牌为目标,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小学生也能计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很多省份甚至解散足球队等集体项目运动队,尽管从十一运开始足球等集体项目改变金牌计算模式,但此前短视导致的人才断裂已经形成,而当下这种怪胎式的金牌计算方式也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视行为。
实际上,中国三大球不可能独立于中国体育之外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提出疑问,“中国三大球是中国体育职业化最早,也是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但为什么这几项职业化越深入奥运会成绩却越差呢?”你真以为,在这里,足球或者篮球可以为自己找到一片真空?
我想说的是,解决三大球的根本问题,恰恰不该是从三大球本身入手。
我们应该庆幸,即使在奥运期间,中超的收视率和现场上座率都没有明显的下降。关于中国体育,老百姓在意自己城市的全运会、奥运会金牌数,还是在意所在城市的足球、篮球氛围,谁都清楚。我就不说培养一个奥运会冠军要花纳税人多少钱了,你们也就不要躺在奥运金牌的光荣薄上为举国体制唱赞歌了。
(颜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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