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今亮：如何处理比赛中事实 关键要看证据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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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狐体育讯          在2012哈伦能源杯中国女子职业巡回赛锦标赛第一天的比赛中连续发生了两个争议案例。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8号洞。这是一个155码的三杆洞，在果岭的右侧前方有一大片侧面水障碍区。水障碍区过后是一片长草，然后才是果岭。闫桂敬的开球正好开到了这里，同组的几人都看到球落在地上后弹了起来，然后掉进了水里。但是，当走到球大概落水的地方后，大家都不确信这个球是落在障碍区外再弹回到水里的呢，还是直接落在障碍区里后又弹了起来。当裁判员到达现场后，同组另两位球员及他们的球童都表示当初没有特别在意球的落点。这可以理解，因为这毕竟不是她们自己的球。但是，闫桂敬的球童却非常肯定地说，她一直盯着这个球并且十分肯定球落在地上的位置应该在障碍区之外。此时，裁判员该怎么办呢？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6号洞。这是一个388码的四杆洞，在果岭的前方有一个巨大的水沟，这个水沟被裁判组用红线标定为侧面水障碍区。同前述闫桂敬的案例相似，杨金翠攻果岭的一杆也是在果岭一侧弹了一下后进入了水沟。所不同的是，杨金翠同组的两位球员都认为从这个球的轨迹判断，它应该是落到水障碍区的边线之外后又弹回到水里去的，尽管从实际情况分析，她们都不可能清楚地看到球的实际落点。裁判员又该如何处理呢？

　　以上两种情况下，从规则处理的角度而言，因为是侧面水障碍区，所以球是从哪里入水的，对球员的利益会带来极大地影响。如果是越过障碍区的界线后又弹回到水里，球员就可以在障碍区的对岸（也就是靠近果岭一侧）抛球；如果球没直接落在障碍区内，球员就只能在远离果岭一侧的入水点补救。两者之间距离的差距都有一百多码。对球员而言，这很可能就是一杆甚至两杆！所以，球员一定会据理力争，这可以理解。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球员当然要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问题是，作为现场的裁判员该怎么办呢？

　　相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例如，有人可能主张这种情况下应该“严格”执法，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清楚看到球的落点，统统按照对球员不利的方式解决。也有人主张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执法，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球直接落在障碍区内，就应该按照球曾越过障碍区界线来处理。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有完美答案的问题。因为这其中涉及到了事实。如果没有亲眼目睹，任何处理办法都有出错的可能，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出现类似的问题后，《规则》有没有给出相应的一些建议呢？

　　有。《高尔夫球规则判例》34-3/9对解决此类事情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34-3/9 解决事实问题；裁判员和委员会的责任

　　对裁判员甚至委员会全体而言，解决事实问题都是最难办的事情之一。这样的情况包括很多，例如确定球员是否导致球移动（判例18/10、18-2a/30和18-2a/30.5）、球员是否从发球区外打了球（判例34-3/4）、球员是否击打了球（判例14/1.5）、在哪个球洞打了错球（判例15-1/3），以及比洞赛的状态（判例34-3/5）等。

　　在所有涉及到事实问题的场合，解决疑问时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并对证据的权重进行评估，这包括当时各种可能性的平衡（判例15-1/3）。当委员会无法做出满意的事实判断时，它必须按照最公平的方式解决（判例34-3/5）。

　　情况所涉及的球员的证词非常重要，必须给予适当考虑。一些情况下，当无法决定事实情况时，应按照有利于球员的原则解决（判例15-1/2和19-1/4.1）；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应按照不利于球员的原则来解决（判例13-4/35.5和21/3）。在评价球员的证词或对这些证词赋予权重方面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妥善解决问题依赖于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而裁判员或者全体委员会的判断也非常重要。

　　那些与比赛不直接相关者，例如观众的证词，也必须被接受和评估（判例27/12）。同时，使用电视片段等手段来解决争议也是合理的。

　　解决任何有关事实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时间因素，这样比赛的正常运行才不致受到影响。所以，裁判员只能对当时可用的证据进行评估，在有新的证据出现时，裁判员和委员会全体应对这个判决做进一步的考虑。

　　如果裁判员做出了判决，无论是有关《高尔夫规则》的解释（判例34-3/5）还是对事实问题的裁决（判例34-3/7），球员都有权按照他的判决行动。以上两种情况下，如果发现判决是错误的，委员会可能有权进行纠正（判例34-3/1和34-3/7）。但是，所有情况下，包括比洞赛和比杆赛，裁判员或委员会在纠正错判方面的权力应在判例34-2/5、34-2/6,、34-2/7、34-3/3和34-3/3.3提供的指导所限制的范围之内。

　　可见，解决事实问题，我们不能盲目、片面地依赖某种态度或手段。这里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取证，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证据的权重并作出当时最合理的判断。如果没有任何证据，裁判员就只能按照公平的方式来解决疑问。

　　在本文所讲的第一个案例中，同组两位球员和球童都称没有清楚看到闫桂敬的球，当时，唯一称自己看到球的大致落点的人是她的球童。证据的权重多少偏向到了球员一边。因此，裁判员裁定闫桂敬的球是在越过水障碍区的界线后弹回去的，她有权在果岭一侧抛球。第二个案例中，同组的两位球员都十分肯定地说杨金翠的球已经越过了障碍区的边线，这种情况下，证据的权重显然一边倒地处在球员一边。所以，裁判员也判定杨金翠可以在果岭一侧抛球。

　　可能会有人对闫桂敬的案例提出质疑。球童和球员是“一伙儿”的，她的证词能算数吗？当然能。高尔夫是一项诚实、自律的运动，除非裁判员有合理的理由认为球员一方的证词不可信，否则他在取证时应该相信球员（包括球童）的诚实并认真听取他们的看法。当然，如果事后表明球员一方故意提供了假证，那他们受到的处罚也是相当严重的。更重要的是，就像“狼来了”的故事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可能因此而丧失了所有人的信任。我相信这比所有的处罚都更加严厉。

　　当然，必须承认，在按照证据的权重判定事实问题时的确存在失误的可能性。如果事后新的证据表明裁判员当初的判决是错误的，委员会必须依照规则的指导原则纠正错误，把损失降到最低的限度。（特约撰稿/李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