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号码不会变,我会随时打开手机,欢迎大家随时采访我。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为中国足球一起努力。”这是三年前韦迪从水上中心来到足管中心上任时说过的话。如今,三年过去了,刚刚离任的韦迪的手机早已很难打通。而在过去的一周里,更是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三年在中国足协的日子,接不接手机当然只是韦迪的一个小小变化。三年在中国足协的日子,韦迪经历了太多太多。在聚光灯下接手一个烂摊子,每一步都举步维艰。在即将离开的这一刻,你已经很难用成败来形容韦迪的这三年。也许,我们能做的不过是用一种白描的手法来还原一个真实的韦迪,一个真实的前足管中心主任。
韦迪其人:
韦迪195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976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1982年沈阳体育学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此后曾赴日本筑波大学进修体育管理学一年。1991年,韦迪担任沈阳体育学院院长。1997年3月任国家体委拳击中心主任,当年12月份调任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此后十余年,韦迪的履历是用金牌和成绩写就的。重竞技项目在2000年奥运会拿到5枚金牌,2001年至2010年韦迪转任水上中心主任期间达到其事业最高峰,中国水上项目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两届奥运会共夺得4枚金牌。
2010年1月,韦迪在足球出现腐败案、南勇等主管领导被批捕的情况下被空降到足协,至今工作整整3年时间。2013年1月,韦迪离开足协,调任汽车摩托车管理中心。J148
2010年1月19日,星期二。
韦迪很清楚记得这一天早上在办公室,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要见他,“事先我也不知道找我的原因。”两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刘鹏说,“中国足球面对困难了。”韦迪马上明白领导的意思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局面下,我没有理由对组织说不。”三天之后,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正式宣布:韦迪接替南勇,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
出生于1954年12月13日的韦迪当时正好55岁,距离退休还有5年。在前任足管中心领导谢亚龙和南勇双双“出事”,中国足球大环境每况愈下的背景下,中国足球注定在5年内不会有任何成绩上的突破。过去在重竞技和水上项目取得过无数辉煌的韦迪对此已经早有准备,“我承认我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因为想让任何一个项目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五年时间来不及。”上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韦迪如此表示。
他真的不太懂足球
无法否认,在去足协之前,韦迪在此前的各个岗位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同样,也无法否认,在到足协之前,韦迪对于足球所知甚少。
韦迪和足球的短暂缘分,还要追溯到1986年,当年沈阳体育学院足球队就参加了全国乙级联赛。作为领队的韦迪发现了足球不简单:“有的球不该输的,有些球也不该进的。”
“曾经关心过,失望过,就不再关心了。从十强赛出线到后来世界杯小组赛,非常关注,但小组赛后对国足关注度减少。”2010年9月接受《全体育》采访时,韦迪回顾了印象中的中国足球,“之前也是几次伤心,从‘5·19’到几个‘黑色三分钟’,感觉中国足球莫名其妙。国字号确实不争气,不过没深层次分析。电视机前,跟其他球迷一样,也会骂几句。”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状态,韦迪在2010年1月底,走进了中国足协的大门。
他把足球想得有些简单
也许是因为此前太过成功,也许是因为对于足球确实不够了解。一到中国足协,各种大口号和各种放松的心态让韦迪的日子不是很好过。
很多人都还记得韦迪那辆沃尔沃XC90,标准的豪车,虽然此前在水上中心早是天天开着上下班,但是一到中国足协,立刻引来各种争议,乃至新华社都不得不特地发稿,表示此车乃是水上中心得来的赞助公车,争议才逐渐平息。
虽然只是一辆车,可体现的却是韦迪不够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到足协,他习惯性地喊出了大口号,习惯性地对众多媒体示好,表示一定不会不接大家的电话,而这种种做法让他吃足了苦头。
将时间翻回到2010年2月2日,这是韦迪上任足管中心主任后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韦迪定下来了一个如今看来非常可笑的宏大目标:“我愿意在五年里来尽我的努力多做些实事,国字号男足能够恢复到亚洲一流,女足能够恢复到世界一流。”在同一个发布会上,他还承诺一定会随时开机,随时接受记者的采访。
但是,三年过去了,韦迪的手机早就很少能够打通,而各级国字号球队更是全面溃败。残酷的事实再次证明,所有美好的目标在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身上只能是天方夜谭。
他努力摸着门道
韦迪一直是个爱学习的人。
2001年被调任至水上中心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时间跑去新华书店,买了三本水上项目教练员的岗位培训教材。“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得先入门。”韦迪这样说。
从水上中心到足管中心,韦迪爱学习的习惯没有改变。刚开始的门外汉又开始不断学习足球相关知识。对此,一位曾经对韦迪非常不看好的足协元老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刚来的时候韦迪对足球知之甚少,所以总闹笑话,但他不反击,把心思放在学习与钻研上,在老韦的办公桌上总会有各种专著和书报,他真的很努力。”
你不能不承认,韦迪确实慢慢找到了些门道。从最开始的一味强调各级国字号球队的成绩,到后来你很难在一线球队的督战队伍中看到他的身影。韦迪慢慢过滤着自己对于中国足球的认知,并最终将重点放到了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和对中超联赛进行管办分离两个点上。从三年前的一片荒漠到校园足球的复苏,如今全国49个城市几千所中小学校已经大约有220万名青少年参与到足球的校园活动当中来,注册人数达10万人。2011年,中国足协更正式恢复青少年联赛并增加了组别,而管办分离也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这些工作都是必须去做,但此前很忽略的。但是,这些工作也是很难立刻见到成效的。韦迪愿意去做这些事情,说明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也是一个真的想做点什么的人。”一位足坛资深人士对韦迪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他走了不少弯路
然而,再爱钻研,再爱学习,韦迪也依然走了不少弯路,更因此不断遭遇到信任危机。
韦迪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就遭遇到了第一次信任危机。2010年3月,韦迪提出了“国奥打中超”的想法。动议一出,就遭外界否定,认为这完全是“脑袋被驴踢了”。韦迪却一意孤行,国奥队在半年时间内与10家中超俱乐部进行了10场比赛,但俱乐部无一例外地都派出了替补甚至是二线队伍对付。后来,韦迪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这一想法很业余。
韦迪的另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来自对裁判的委任上。抽签定裁判,是韦迪的一大发明。2010年,受几名退役及时任现役国际裁判因“假赌丑闻”被逮捕的影响,中国足协特意推出了中超、中甲联赛裁判员执场安排的抽签确定办法。足协解释称,这一做法是为了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大量年轻裁判的使用,使得赛场上频频出现“嫩哨”、“昏哨”事件,俱乐部对裁判员的投诉、球迷、媒体对裁判员执法水平低下的忍无可忍,令这一政策饱受非议。
他充满了无奈
在时不时的弯路中摸索向前,韦迪这三年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三年中,最让韦迪难堪的正是各级国字号球队的成绩。三年中,各级国字号球队在各条战线全军覆没,亚洲区小组赛都闯不出去已经成为了国字号球队的常态。即使请来了卡马乔,即使中超联赛打得如火如荼,但是中国足球的成绩依然乏善可陈。
然而如此的溃败与其说是韦迪之责,倒不如说是中国足球积重难返之下的习惯效应使然,毕竟从国足、国青、国少到女足的全面溃败,正是青训系统长年瘫痪,后备人才青黄不接的必然结局,而韦迪只是在中国足球大环境下随波逐流的一叶扁舟而已。更不要说,中国足坛反赌案直到去年才水落石出,作为中国足球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此前也只能按兵不动。
“韦主任不容易,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却也碰了很多的钉子。但是,他是问心无愧的,他可以昂着头离开中国足球。”韦迪离任后,足协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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