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李博闻 苏斌 夏亮
李昕打官司持续发酵，成了中国篮球历史上的首例教练和球队对簿公堂的事件。被指“不作为”的中国篮协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职业化进程中面对日益增多的劳资纠纷将如何改进工作？
中国篮协法律顾问迟玉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李昕案在性质上属于合同纠纷，最终裁决权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法院，首先是劳动仲裁机构，然后是一审二审。只有协会内部事务，联赛内部事务，法律没有明确由法院处理的，这样的事情篮协拥有最终裁决权利。
“这件事情篮协是没有最终裁决权的，双方也不愿在调解阶段把手里所有的证据都舀出来。尽管如此，篮协仍然有义务进行调解。据我了解，篮协在双方之间通过种种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沟通，”迟玉彬说。
根据中国篮球协会俱乐部、运动队、运动员和教练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４年）第一百零三条，俱乐部、运动队与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发生合同争议或注册、转会等争议时，当事各方应努力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仍无法解决可向中国篮协申请调解或裁决。
对此，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运管部负责人叶庆晖博士也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篮协从四五月份就开始介入此事，一直在积极努力为双方进行调解，并鼓励双方在劳动合同纠纷方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作为篮协的法律顾问，迟玉彬认为，在李昕案上中国篮协能做的选择确实比较少，只能是尽力调解。“据我了解，篮协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只是一些书面的陈述。法院则不同，作为权威机构要走程序，可以逼着当事人亮牌，把底牌全部摊在桌面。这种要求提交证据的权利篮协是没有的。况且双方在合同里约定的最终仲裁机构也是法院，按照法律规定也应该是这样，”迟玉彬说。
迟玉彬表示，并不是说联赛在协会主导下其中发生的纠纷就一定是协会的“家务事”，对内部发生的事就大包大揽。“在法制社会，绝对不是这样，即使是协会会员对你协会处理事务不服也依然可以到法院告你。有些人倾向认为，一旦出事就是协会的规定有问题，其实再完善的规定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国家法律方面和协会内部规则两条渠道去彼此配合解决。”
通过李昕案，迟玉彬坦言篮协也在总结反思。“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你有权罢免自己聘任的主教练，俱乐部在什么情况下有权处罚违规的主教练，这些都要有明确的细节约定。”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黄忠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篮协是基于《体育法》授权而依法设立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授权组织。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中国篮协只能对教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无权进行仲裁。因此，篮协的改革需要以《体育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为前提。篮协改革的目标是去行政化，强化其行业自治组织的性质。
关键体育价值研究院院长张庆也认为，目前中国篮协的行业规则完善还有些滞后，比如合同有基本模板，但相对较简单。“职业体育是商业体育，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没有约定，没有契约精神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但这并非一蹴而就，不是说制订了某些规则就万事大吉了，矛盾一定存在，是一个动态平衡，在不断摸索中改进完善的过程。”
叶庆晖也表示，如果在日后发现中国篮协在章程上有不尽完善的地方，篮协会勇敢面对，做到公开公正，随时修改，接受大家的监督。
在中国体育职业化的进程中，类似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昕案有其积极的意义。“帮助协会澄清你的法律地位。哪些事情属于你的权限，哪些事情不属于你的权限，”迟玉彬认为，“包括你的规则，哪些属于比较规范合法的，哪些属于不合法的，哪些属于灰色地带的，法律上尽管没管你还要体现公平公正。不是太多，而是发生得太少。”
同时从个人角度，迟玉彬认为，在保障特别是弱势群体权益方面，ＮＢＡ工会对于中国篮球有其借鉴意义，这也许会成为中国职业体育以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黄忠也表达了为保障教练员的合法权益建立教练工会的必要性。“这样可以避免教练员的孤军奋战，促成各方的和解。”
张庆对此表示认同。“在职业体育领域，我们没有代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因此我认为建立工会很有必要。”
“现在没有人可以站在劳方角度讲话，或者去平衡劳方和资方。只有一个规则清晰，机制明确，责权利益，责任义务明确的经济实体才能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张庆说。（完）2014/08/01 10:22
此稿为新华社体育专线稿件，严禁转载。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