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流氓》是一篇围绕“３·２４”西安球迷骚乱事件创作的“足球小说”，赶在４月底脱稿，是考虑对１７年前相似性质的北京“５·１９之乱”进行某种纪念，但这决不是这篇小说所具有的全部意义。 刘心武先生的《５·１９长镜头》，比较恰当地反映了１９８５年那会儿的足球文化及其连带的社会情愫，可是蕴涵其中的价值观念和足球审美，与今天的时代有着不小的隔阂和距离。再者，现在有许多体育媒体一提起《５·１９长镜头》，总是说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从文学角度看，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那是新文体“纪实小说”的一个早期样板。“西安骚乱”后，刘心武先生基于个人理念，提出“中国没有足球流氓”一说，一时拥者如流，这使人深感不安。我认为这种文化意识有些僵硬老套和斤斤计较，不太符合足球新文化的事实，因此，萌发了写一篇名为《足球流氓》的小说，对此说法进行商榷和质疑的念头，为此而展开了深入细致的事件调查和研究。 我在小说里提供了以“秦华山”为代表的一些直接参与了“西安骚乱”的球迷，所具有的所谓“流氓”行为和心态，也呈现了各类知识界人士及其以ＢＢＳ网民为代表的各类球迷，在辩论“足球流氓”时所表现和暴露出来的“言论流氓”面貌。与此同时，还坦白剖析了为什么在“秦华山”和无数球迷眼里，足协官僚和黑哨，以及某些信口开河的足球媒体同样有“足球流氓”嫌疑的心理原由。 我感到，我们应该使“流氓概念”富有弹性地伸展开来。首先，流氓就是流氓，没必要避实就虚地狡辩。在一个汉子的一生中，谁没有过各种形式和程度不同的流氓言行和过错？对失足犯错的人，怀着“人文关怀”和“人性谅解”的态度去面对和宽容，去教育和挽救，这都没错。可这不能成为推卸责任，尤其是原谅罪过和包庇过失的理由。我知道，在现在这种反黑打假的特殊形势下，“中国没有足球流氓”的口号很讨民心，容易得到相当一部分球迷拥护，但是这种文学化的口号一旦夸大，也会严重模糊和消解人们对真相的认知，对恶行的追究，对教训的检讨，对卑鄙的反省。 其次，如何定义流氓？词典的意见是，原先是指那些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后来又指那些放刁耍赖，施展下流手段干坏事的人，古代时还多指外来的百姓，例如“群氓”的解释是：统治阶级对老百姓的篾称；《说文》里对“氓”有个异曲同工的解析：自彼来此之民曰氓。 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里，流氓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思想的流亡和流浪，情感的流失和流变，行为的流荡和自流……这些变迁和演进毁坏了原有的许多准则，但是也解构了很多流弊，又搭建了不少有点违章的新文明建筑。站在传统和公理一边，我们对流氓阶级的出现忧心忡忡，对其缺乏克制的破坏力提心吊胆。可是站在现实和人性一边，我们又会承认，流氓文化在整个文化社会的结构中已然占有一席之地，它不仅“存在就有理由”，而且还有积极有趣的一面。 由此，“西安骚乱”的爆发，恰恰证实了“没有足球流氓”的观点是个善良的谬论，是一句牵强迎合“草根情结”的打圆场套话，忽视和误会了１７年的社会巨变和人性进化，甚至于，有“粉饰太平”和“哗众取宠”之嫌。它的核心论据之一，来自于与“英国足球流氓”的横向对比，这就多少显得“削足适履”和“刻舟求剑”。事实上，“流氓”之于今天的中国足球和中国社会，不再是一种脸谱化的“坏蛋德行”，已经嬗变成一种普遍的大众习俗和文化空气了。如果我们处心积虑地回避“流氓”，一方面说明我们仍然像以前一样习惯于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总是很擅长逃避所应承担的责任。 是的，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不是别人眼中的流氓——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告别了一个“没有流氓”的虚妄时代，为什么要开倒车往回走呢？（南方体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