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专栏作家张亦峥：

　　年少轻狂时，喜欢摇滚精神。常常跻身“零点”或者“黑豹” 的疯狂派对中，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在撕心裂肺和“鬼哭狼嚎”中撕下生活的伪装。于是，觉得自己是标准“愤青”。

　　年少轻狂时，钟爱小雨之夜。每每抱一本乔叶或者叶倾城，靠在窗前，没有希望，没有失望，生命中的澄澈感觉让人心满意足。于是，觉得自己“小资”极了。

　　愤青VS小资。

　　姚明是愤青。看到这句话姚明也许会不服气，他生在中国的“小资之都”上海，为人又谦虚内敛，何来“愤青”之名？但，他确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挑战“小资”的愤青。

　　尽管只是“一元钱官司”，但却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官司从表面看只是姚明状告可口可乐侵犯其肖像权的一元钱“小官司”，但如果我们从深层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其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肖像权官司，官司的背后，值得我们深思。中国目前的体育管理体制具备很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这自然也无可厚非，但当更多姚明们迅速成长为“愤青”，并在国际上扬名立腕后，问题来了。

　　在以往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下，运动员是集体的一分子，自然要遵从集体的意志，加入集体后，生老病死直到盖棺定论，都听命于集体，况一个小小的肖像权乎？“姚之队”的一元钱，可以看做是对中国现行体育管理体制的评估价值——悲哀！让姚明做不成小资并最终“堕落”成愤青的，不是可口可乐，是制度本身。

　　此前类似的还有贝克汉姆，他也是作为个体跟百事可乐签了合同，又作为集体跟可口可乐签了合同，但却没有任何争端出来，这说明英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是合理的，在各种规定上非常细化。

　　在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体育管理制度有着惯性动力，存在种种漏洞，改革并不彻底，但和国际接轨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只是习惯于享受“红袖添香夜读书”之曼妙小资生活的中国体育管理者们，该警醒了！

　　在中国，愤青和小资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两大阵营。姚明能撕下小资的面具，勇敢戴上愤青的头盔，着实需要很大的勇气，不管官司输赢，他都是赢家，最起码让中国体坛的“小资”们从“伴雨读书”的毒害中猛醒过来——扎扎实实做点事情才是根本。

　　官司输赢不去管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