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采访了崔大林。

　　记：您对九运会的总体印象怎么样？对广东代表团的评价如何？

　　崔：印象非常好。在经历了四年的准备时间，东道主的工作是出色的，准备得很成功。从广东选手的成绩来看，他们在四年内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在赛场上表现出较高的实力和水平，这一点，我们应该佩服人家。广东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但没有一定的实力，他们也得不到金牌。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他们在四年中投入相当大，花了一些钱，弥补了一些空白项目，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人才交流的政策，尽量使用全国各地的人才为自己拿牌、拿分，可以说，他们用活了政策。

　　从九运会的比赛设施来看，这些场馆和设施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算得上是全国一流，这些具有世界水平的设施从客观上为运动员创造了取得优异成绩的条件。总体来讲，我们非常满意。

　　记：辽宁代表团在八运会的成绩是第二，而九运会也基本定位在第二，您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曾经是“老大”的这种跌落？

　　崔：这个第二，我们去年就研究过了。当时认为，我们与广东的金牌差距能达到20块，与他们争第一是不可能的，于是把目标定在“保三争二”。“保三”主要还是针对受到上海、山东、北京这些体育强省（市）冲击提出的，现在看来，我们基本实现了最高目标。

　　记：有没有失落？崔：应该说，三强都是体育竞技强省（市），能得第一更好。我应该向广东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第二”说明辽宁有优势项目，但也有薄弱项目；有相当一些强项在全国水平较高，但也存在弱项，我们应该向广东和兄弟省市学习。

　　记：您认为全运会的意义在哪里？它与“奥运战略”的关系如何？

　　崔：全运会是不能取消的，它是发展竞技体育的有效杠杆，如果说中国在世界上体育成绩有些突出的话，这得益于全运会的竞争，如果没有这个杠杆和这种竞争，中国竞技体育就不能发展得这么快。这种综合性大型赛会只能加强不能取消，关键是在新形势下，要赋予它新的内容，要有所改革。

　　原有的全运方式学习了前苏联运动体制的模式，15个加盟共和国都派代表队参加，以地域为单位，而中国是各省市派代表队来参加，这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市场经济下，人才流动了，怎样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运，这就需要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要建立良性竞争、良性流动和良性循环系统，通过全运来推动我们的竞技水平。

　　改革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九运会实行的“强强联合”、“协议计分”和“解放军双计分”等新政策，也需要逐渐反思，好的坚持，不好的取消并采取新的方式、新的竞争办法，使改革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参加过五届全运会的崔大林最后说，从第五届全运会带兵打仗到现在，我认为，这些大赛事是对各省体育事业的激励、鞭策，各省体育竞技水平都在全运会得到检验。我愿意寻求这种刺激，愿意参加这种大赛，希望以此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发扬成绩，改正缺点，以便于在世界大赛中为祖国争光。

　　·全国晚报九运报道组·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