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川 本报上期发表的新闻分析《打黑被流言“强暴”》，披露当前形势下的一种怪象，无意反对任何人或任何媒体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无论打黑将以什么样的结果告终，我们都会由衷钦佩所有为此殚精竭虑的精神和行为。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和能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有强加给我们什么，只是当一只无形的巨掌笼罩在中国足坛的上空，黑压压让人无法呼吸，龚建平一不留神被卷进了打黑风暴的旋涡，他的同僚们噤若寒蝉时，我们却无法确切地告诉你“谁是第二个龚建平？”“谁是这根倒霉的萝卜带出的泥？”“足协高官谁被监控？”“谁在夜半的恶梦中醒来？”但至今我们不知道除了媒体，还有谁能回答这样敏感而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律师和足协都不能，只有传闻可以解千惑。万般无奈之下，以传播事实为主的媒体，转而以“自我牺牲”的姿态传播流言。 没有人知道传闻的出处，就没有人知道传闻的真实性，那就把它们暂时作为“证据”吧，悲剧抑或是喜剧才刚刚开始，总要演下去，以满足人们饥渴的“求知欲”。 司法是严肃的，拒绝传言，媒体是活跃的，拒绝沉默；司法是理性的，需要时间；舆论是煽情的，需要猛料。于是，司法很无奈，于是，舆论很混沌。 在没有真实的声音之前，在只有律师的辩解之前，等待就是“坐以待毙”。在舆论的眼里，龚建平案不过是刚刚打开的一瓶烈酒，“嗜酒者”是等不及上菜就渴望一饮而尽的。酒精的味道正在风暴圈里散播发酵。传言是从“种种迹象表明”开始的，但“种种迹象”表明它正在艰难地寻找生存下去的“种种迹象”。比如阎世铎的一个微笑，比如张吉龙的一声咳嗽，比如南勇的一声叹息。我们因而听到了无数版本的同一个故事，因而判断出同一个故事的结局将会大相径庭。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年代，最伟大的谎言都穿着责任的外衣。于是我怀疑我们都在说谎，而谎言正在污染猥亵着读者的真诚。“忽悠”的本领，被赵本山的《卖拐》戏剧化为笑料，忽悠的功能正在从小品演变为一出热播的纪实连续剧，每天都有峰回路转的高潮，眼睛在发烫，心灵在颤抖，即将水落石出却又销声匿迹，你只有相信你愿意相信的，或者干脆闭上眼睛。 没有必要为传言的真实性辩解什么，因为还没有谁会追究，风暴依旧势不可当。没有必要担心那些猜测会被事实粉碎，了望者的视力不可能洞察一切。当突然有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也许会为这些传言拍案叫绝，它们离真实其实仅一步之遥，它们只不过没有来得及把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而传言绝妙之处就在于它从来不告诉我们结局，但是它们总能涉及和扫描每个角落。当打黑谢幕之时，传言终于为自己正名，野史被恭敬地写进了正史。 “种种迹象表明”，传言将成为这场伟大的反黑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路人”，仍将风起云涌，那好吧，让我们继续到底并乐此不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