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肖铭友上海报道

　　谢晖对我说，由于他这趟中国之行只有短短一周时间，所以他不打算把自己的时差调整过来，“晚上推迟到3点钟，中午12点钟起来就可以了。”按照谢晖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们约好2002年1月1日下午1点钟在波斯曼大酒店见面。

　　“你们怎么还没有到，我都快饿死了。”谢晖在电话那端“抱怨”道，此时我和谢晖的父亲谢若水先生正在一家咖啡馆喝咖啡。“我们赶紧走吧，别把这小子饿坏了。”谢伯父和我开起了玩笑。谢晖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男孩，在酒店大堂里遇见我们，他先是给我来了一“拳”作为见面礼，然后说：“走先去吃点东西，咱们边吃边聊。”

　　“我看到报纸上说，祁宏也要转会了，是真的吗。”尽管已经在德国踢球，但谢晖还是非常关心申花的情况。当确认了祁宏真的提出转会后，谢晖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忧郁，“像祁宏这种队员，申花应该挽留，祁宏只有一个，走了就没有了。哎，想想我们那批申花队员，目前留在队中的也就那几个人，时间过得真快，可能再过几年回来，申花队就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在饭桌上，谢晖又跟我说起了想招25名小球员到德国留学的打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谢晖反问我。说实话，他的问题把我给堵住了，一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谢伯父为我解了围，“他那天回来，跟我们说起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非常赞成他搞下去。”谢伯父说。

　　谢晖一口气给我介绍了他搞这件事情的初衷以及目前进展情况，整个计划令我十分信服，但我们在招生数额上产生了分歧，我认为第一次只招25名球员太少了一些，但谢晖坚持认为，一开始不需要招那么多人，先把这个架子搭起来再说。“别聊了，他（谢晖）回来这几天，天天在谈这件事情，烦都把我烦死了。”谢伯父在一旁岔开了话题，但我看得出，谢若水先生对他的这个儿子十分满意，毕竟搞足球学校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吃饭，准确地说应该是谈话进行了大约三个小时之后，我们陪谢晖来到了酒店的健身房，他要在这里进行每天必修的身体训练。谢晖在跑步机上跑步，曾是上海市田径队教练的谢若水在一旁监督，“谢晖最喜欢我呆在德国，这样他就等于有了一个免费的体能教练。球队在冬歇期的时候，每个球员都是自己在家锻炼，我天天早上拉他出去跑步，下午则和他一起到健身房做力量训练。谢晖去年在德乙能进那么多球，与我有很大关系。”谢伯父得意地对我说。正在跑步的谢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也加入进来，他对父亲说：“爸你还记得吗，那次我们在家门口与邻居们踢球，你的表现可是很神勇啊。”“怎么不记得，我和你还有三个德国少年分在一起，对手是5个德国壮小伙，怎么样老爸我的技术还不错把，打进三个球。”谢伯父越说越兴奋。“是啊，如果你踢得好，如果再年轻几岁都可以踢甲A了。”谢晖恭维道。

　　回家的路上，谢晖坚持要驾车，可能是开惯了自动档的车，谢晖开起国产车来，十分别扭，最终谢伯父“抢”过了方向盘，谢晖和我坐到了后面。透过车窗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谢晖显得很兴奋，“我出去只有两年，但这两年上海的变化实在太快，我真想去坐坐轻轨。上海的生活节奏比德国要快多了，人们走路跟跑似的，似乎每个人都有着干不完的事情。在德国的这个时候，所有的公司都已经停业放假，无论手里的事再多，也停下来和家人团聚了，而上海人似乎对元旦并不是十分重视，大家都在按部就班地工作，中国人还是把春节看得更重一些，不过这两年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德国，感受不到节日的气氛，以前我最爱看的就是春节晚会，可惜在德国看不到。这次我在家里陪了爸妈看元旦晚会，也算是尽一下做儿子的孝心吧。”谢晖在说话的时候，我通过车里的反光镜，看到谢伯父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晖晖，你看来是不准备回家吃饭了。”谢妈妈故作生气地对谢晖说。“哪有的事。”谢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了饭桌前，爱子莫如母，谢妈妈告诉我，她从下午开始就在准备晚上的饭菜，“我今天做的全是谢晖最爱吃的菜，这顿饭就当是我们家今年的年夜饭了。”谢妈妈高兴地说。

    (南方体育)